记者：既然“换脸”手术面临这么多难题，您为什么还要积极筹备“换脸”手术？ 现在“全国首例”被人“抢”走了，您还打算推进“换脸”手术吗？
陈焕然：作为一种科学探索，任何一个人都想拿“第一”。不能因为技术等方面的因素不成熟不完善，就不推进某项手术。当然，这里面必须掌握一个原则，那就是利大于弊。拿“换脸”手术来讲，从微观来说，这项手术的后果可能不利于病人，但就其探索精神和开拓意义而言，还是值得鼓励的。因此，只要这项手术掌握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还是利大于弊的。具体来说，就是这项手术目前只能实验性地去做，纯粹是为了探索，而绝对不是为了运用，为了大面积展开。这是不能逾越的底线。
只要有适当供体，作为一种科学探索，我还是会进行“换脸”手术的。我认为，待政策法律成熟以后，“换脸”手术将来肯定会大面积推广。但要强调的是，施行这项手术，首先必须尊重病人的隐私权，此外还必须把手术的最坏后果告之病人。因为从目前的技术来看，实施“换脸”手术后，病人遇到的问题并不比之前少，甚至苦恼会更多。“换脸”之前，病人也许只忍受容貌的丑陋和社会的隔膜，而“换脸”之后，则必须处处、时时提防，一旦出现免疫排异或细菌感染，整个面部很可能会烂掉，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记者：能否透露您准备“换脸”手术的一些情况？是否遇到了一些阻力？
陈焕然：目前我遇到的最大苦难是缺乏供体来源。“捐脸”启事在我个人网页发布后，现在共有10多个人向我提出了死后“捐脸”的意愿，只是这些人目前都还活着，无法取得供体。
获取供体，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现在中国虽然出台了一个有关器官移植的行政法规，但可操作性不强，而且没有涉及到“换脸”。这给我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束缚。例如，前段时间，北京一位老人给我打电话，表示愿意捐献他刚刚去世的老婆的“脸”，并让我们医院立即过去取。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作为一家国家级医院，我们单位和上级机构都不能承担这个法律责任，所以也只能放弃了。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医疗机构可能会灵活些。
记者：目前实施“换脸”手术大致要经历一个怎样的程序？
陈焕然：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换脸”手术没有统一的程序。根据“法无明确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的原则，现在任何一家医院实施“换脸”手术是可以不经过任何行政部门批准的。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出于谨慎和自律的原则，医院在开展“换脸”手术时，一般都会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备案。拿我们医院来说，大致经历三道程序：先向整形外科医院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请，通过后，再向上级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专业委员会提出申请，这个层次通过后，最后向上级主管行政部门国家卫生部申请备案，直到其下设的伦理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均通过后，方可实施手术。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担忧，认为“换脸”手术在缺乏法律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很容易被一些惟利是图或劣质的医疗机构所滥用，从而造成社会的混乱。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焕然：我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换脸”手术现在只是停留在实验探索阶段，大多医院做了一两例之后，是不会继续做的。刚才我讲过，“换脸”手术之后遇到的问题比之前还多，这是每家医院都明白的道理。因而，任何一家医院在这个问题上都会小心谨慎，决不会拿自己的声誉作赌注。
记者：您认为中国政府该如何规范并推进“换脸”手术？
陈焕然：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依靠“脸部”识别一个人身份的做法亟待改变。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情，2001年，我一个病人去美国纽约读研究生，在出机场海关时，却被警察拦截了，原因是身份证上的“大头照”与她本人不相符。原来，这位病人刚刚在我这做了整容手术，只做了三个部位，就与真实面目判若两人。没办法，这位病人只好给我打电话，让我在电话里给警察说明这个情况。可是，警察对这个做法不认可。最后，直等到我们医院开具了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医学证明，这位病人才被放行。这个过程前后花了四、五个小时，其结果就是这位病人只能坐下班飞机去美国。
此外，一些企图逃避法律责任的罪犯要求整容乃至“换脸”的，我就遇到过很多，有一些被我识破了，有些却如愿了，直到“东窗事发”我才知道。作为一个医生，我眼里只有病人，而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因此，鉴于这种情况，以后最好出台一项规定，凡是要求做多少个部位以上整容乃至“换脸”的人，必须持有当地公安机关的证明。这样整容医生才不会沦为逃犯的“帮凶”。当然，由于“换脸”牵涉的问题比较多，中国政府最好应该出台一个专门的法律法规。
“换脸”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非一个医院所能为，它需要多个领域的集成和攻关，如神经、营养、康复等基础学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动用国家的力量。但是，在我看来，“换脸”手术在未来8至10年内不会有太大的突破，由于没有实际推广的可能性，国家近期自然不会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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