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工作”
2006年9月，被逼无奈的胡安来到了北京，准备在这里寻找新的生活。
胡安现住在北京一个条件很差、月租金400元的地下室，为了节约开支，只得自己做饭吃，两个月下来，胡安身上只剩下600元了。
买不起更好的营养品，胡安只能坚持每天早、晚喝一杯蜂蜜，并尽量让自己多吃些肉。每天清晨，胡安会去附近公园锻炼身体，一般是短跑过后，做几个俯卧撑。“我现在有运动的欲望，这在以前是根本没有过的。” 胡安说。
不过，如今最令胡安苦恼的事情是，眼看着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却一直找不到工作。他每天的生活内容，主要是参加一些机构组织的有关艾滋病知识的培训，同时作为一个志愿者，参与一些社会活动。
“我现在身体挺好，完全有能力工作，有了工作，可以有事情做，这样也不会胡思乱想。” 胡安说。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胡安撒谎告诉父母，他早已找到了一份工作，每个月只有一千多元工资，目前只够自己开销，还没有余钱支援家里。
其实，胡安之前在北京也找到过一份工作，可是，如今却成了他痛苦的回忆。那时，胡安在北京一家企业工作，住的是单位宿舍。为了不引起同事的注意，胡安把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放在了一个胃药瓶里。有一天，胡安躺在床上躲着看一本有关艾滋病的书，没想到一位同事出于好奇，从背后把他的书抢了过去。胡安只好把实情告诉了大家。没过几天，胡安这个曾受单位领导多次表扬的“先进”被劝退了。
出于担心再次被歧视，胡安把交朋友的范围限定在感染者，一般不跟正常人接触。在他看来，一旦有人知道他是感染者，很可能会对他敬而远之。他不想自找伤心。
“对感染者多一份歧视，社会上就多一份危险。”胡安深有体会地说。
胡安现在最渴望找到一份开车的工作，能像正常人那样去好好生活，好好治病。如今，在胡安心里，最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年迈的父母以及年幼的女儿。
“我争取死在父母的后面。”胡安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于父母的愧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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