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外交实现了更平衡更和平的和谐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中国成为全球性国家。中国的外交制度也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特征，逐步实现外交民主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外交在大国外交中显得比较成功。中国外交进取意识强，也没有犯重大的外交错误。美国外交中的单边主义就导致了战争。而普京任总统期间，虽然俄罗斯的外交总体表现不错，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在国外的同行对中国的外交都赞不绝口。中国对外交事件总结得不仅快，而且全面。
《北京周报》：中国外交目前面临的任务和挑战是什么？
王逸舟：目前，中国的外交面对三大需求：自身经济发展、主权和安全保障以及重大国际责任。这三大需求在新时期将得到更好的统筹。在外交新高地上，中国也需要进行反思和总结，以应对所面临的三大挑战。
首先，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劳动者表现出了极大地积极性创造性，中国市场保持着活跃的态势。中国的发展动力是经济市场前所未有的。但与此同时，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以前的增长多是低层次的量的增长。突然之间，财富迸发、积累，效益可观。但这不是质的提升，不是高科技的反映前沿的、能带来产业升级换代的发展。相反，这大多是夕阳产业的拓展。钢铁、石油、煤炭、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等行业发展带来的问题是大量污染。这是有限的，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危机深刻揭露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产业结构急待升级，科技注入不足，初级产品占工业生产地比重大。这样的产业结构不仅能耗大、污染重、价值低，也带来了污染和外部世界的抱怨。
其次，中国还面临着主权、安全方面的挑战。中国有三十多个邻国，和其中十多个国家都有主权纠纷。如何处理这些纠纷时中国崛起面临的障碍之一。在南海海域正进行着新一轮的海洋圈地运动。中国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国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依靠国际法，通过谈判手段、外交途径。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有强大的外交后盾。并-----平衡。同时，中国也面临多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传染性疫病，如SARS和正在传播的甲型流感，金融危机和三种极端势力对国民的心态，国家的安全和稳定都带来了很大挑战。
另外，中国在国际责任、国际义务方面也面临挑战。中国作为有几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如果在使自己富强壮大的同时为世界做出贡献，让自己的进步带动周边和国际社会的发展，则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巨大进步。
面对中国的发展，外部出现了猜忌，质疑的声音。甚至有人视中国发展为新殖民主义，鼓吹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像一只怪兽，将吞没别国的发展机会。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带来了环境和资源等方面问题。这些论调其中不乏歪曲和恶意成分。但我的观点是：打铁还须自身硬。我们要塑造一个健康的国内心态，建立有效健全的体制，制订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把自身的事情做好，从而提升自身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之前中国外交多通过官方交往进行，今后应该更善于和NGO打交道。
中国在外交方面，需要提供更多的战略外援和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实际贡献获得更多话语权。目前中国对外援助总额占GDP比例仍不大，大约在1‰左右。而北欧国家战略外援占GDP比例大概为1%。这说明，中国公众和官员的国际意识仍有待加强。战略外援与中国的利益同样是相关的，例如阿富汗的稳定局势对中国也同样有好处。目前中国政府对和中国无直接关系的地区投入相对还是比较少。提供公共产品即提供公共福利，意义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目前，中国在战略外援方面的支出还是大大高于公共产品。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大国，要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就要不只是增加整体外援比例，更应该提高公共产品的比例。目前团中央征募志愿者到非洲服务，这一行为既是为了中国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同时，这也是公共产品的提供。因为志愿者们所提供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使当地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希望二十年之后，中国不再为温饱和利益提供外援，而是为人类和星球的福祉提供外援。
此外，外交工作虽然已经向“以人为本”转变，但还不够。如何保障海外留学生、侨民、货轮的安全要在外交政策上给予更多重视。美国的外交政策制订运行中，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旋转门运转灵活，对各行业的需求了解更明瞭，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目前，中国的政界人士对民间需求已经有了更多了解。要实现向“以人为本”的转变也是外交工作今后的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