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刚毅、王燕娟、陈文，纽约报道）从一名中国的资深外交官到联合国的高级公务员，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自今年7月1日上任以来，正经历着角色的转变，将扮演更宽泛的角色。这位从事外交工作长达37年之久的副秘书长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他需要尽快熟悉联合国的文化和内部运作。但至今为止，他坦率、直接的风格颇受他所在的联合国经社事务部同仁的好评。最近，沙祖康在纽约家中接受了《北京周报》的专访，就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角色转变及中国国防透明度问题发表了看法。采访摘录如下：
《北京周报》：作为联合国负责经社事务的副秘书长，您的职责范围涉及诸多热点问题，如气候变化，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妇女及社会政策等。哪项是您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沙祖康：这真的很难定义。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有192个成员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侧重点。我的前任告诉我，我现在所负责的部门每年需撰写260份报告。260份报告就意味着260项不同的议题，而每项议题对一些国家而言都是最急需解决的。所以真的很难讲哪项才是我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其中确实有些问题涉及到更多的国家或更广的国际社会，因此也就相对更急待解决。
对我个人而言，目前最优先要考虑的是气候变化问题。这是一个对我们的生活及下一代有着方方面面影响的重大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是个需要及时解决的大问题，我想这几乎也是全球的共识。既然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到经济、社会及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当然是我的重中之重。
《北京周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提出了四个关键点：减排， 适应，筹资及技术。您认为技术在改善气候变化问题方面起着什么作用？
沙祖康：目前已有可用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技术，当然有些技术还有待提高。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有可用的技术，而是可以为谁所用。只有那些有经济实力的才能用得起这些技术。广而言之，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技术只能为发达国家所用。对那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而言，他们无法担负得起、或者无法完全担负得起这些技术的使用费，而这些国家又往往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
谈到技术问题，资金是一大障碍。技术转让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所谓的知识产权。工业化国家，暨那些掌握着各种技术，其中也包括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所需技术的国家，一直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若非如此的话，他们就失去了开发新技术的动力。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的主要顾虑是能否担负得起技术的使用费。如果费用问题得不到解决，不管现在有何技术，其应用都将是有限的。
同时，资金问题还涉及到其他许多方面。不仅是技术转让，减排及适应现在的气候变化状况也都需要资金。
《北京周报》：您对今年年底即将在巴厘召开的气候变化会议有何期待？是否期望届时会签订一个类似《京都议定书》的协议？
沙祖康：首先，我们应该遵循并贯彻实施现有的气候变化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其次，那些还未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应该及早加入，并应该贯彻实施其义务。一旦这些目标都达到，国际社会才应该商讨新的协议。
至于巴厘会议，首先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达成共识，即他们应该先就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达成共识。
气候变化由工业发展、或者说是工业化所导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发展”引起的。所以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进行。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减排、适应并解决气候变化现状。
其次，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既要遵循共同义务的原则，又要区分不同的责任和能力。经过激烈的讨论，各界已经对此一致认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共同义务的范围、如何区分各自需要承担的责任。国与国是不同的，对导致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同，所具备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能力也不同。因此各国无法承担相同的责任。基于这点，各国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应该起带头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袖手旁观。发展中国家也有义务为此做贡献。
《北京周报》：您在联合国领导着十多个部门。是否计划在任期内对这些部门进行改革？
沙祖康：改革，是的。我想大家都认为联合国需要改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各成员国的关注点也有改变。因此，联合国的工作重点也要随之转变。但是，改革事宜应该谨慎对待、逐步推进。
《北京周报》：您将从何入手呢？
沙祖康：我是初来乍到，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跟同事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在现阶段，我还在摸索之中。改革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人们往往习惯于保持现状，因此常常会有惰性，因为任何改变、任何调整总会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所以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都会遇到阻力。
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联合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所以改革并不容易。但改革又是必需。需要执着、耐心和创造力。
《北京周报》：您是中国第一位负责联合国经社事务的副秘书长。您是否感到有些压力？
沙祖康：应该说有压力，而且压力还很大。首先，我所辖的部门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这是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息息相关的。因此他们对联合国及我的部门寄予厚望。
其次，我是来自世界上最大且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发展中国家期望这位副秘书长能够比其前任干得更好，因为他们认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副秘书长应该更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和利益所在。
第三，我的职业背景多与国际安全问题密切相关，例如：军控、裁军及不扩散。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当我还是中国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常驻代表时，我确实有机会去了解并处理有关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的问题，但仅仅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现在，作为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我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世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相同的问题。从这点上来说，我感觉到了压力。
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熟悉联合国的内部工作流程及游戏规则。综上所述，我觉得压力还是蛮大的。
《北京周报》：您现任的职务与您之前担任的中国职业外交官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沙祖康：区别就是作为中国的大使，我是为自己的国家工作。我当然也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但首先为本国服务。而作为联合国的高级职员，我要为所有国家服务。这是最大的区别。作为中国的大使或外交官，我遵循并执行本国的政策，而作为联合国公务员，我执行的是联合国成员国共同达成的政策。
《北京周报》：假如发生利益冲突，您会如何平衡？
沙祖康：总的来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非常合理且人道的。从这点上来讲，它很受欢迎。至今为止，我还未遇到过与联合国发生的所谓的政策冲突。但假如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作为联合国的高级公务员，我别无选择，只有遵循联合国的决议。我就职之前就已经宣过誓。这是非常严肃的事。但是我不希望有任何严重的冲突发生。
《北京周报》：角色的转变通常会带来风格的变化。您的风格是否有所改变？
沙祖康：不会。首先，没有必要。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职员有3万名，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风格。我也有我自己的风格。如果人人都是同一风格，生活就会变得单调无趣。但是不要把风格与政策混为一谈。真正重要的是政策。我们都必须遵循同一政策。从这点上来说，每个人都一样。至于风格，你可以有任何形式的风格。我是属于那种坦率、直接、透明和民主的一类。我的风格与联合国的文化也许会有些隔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应该改变我的风格。
到目前为止，我坦率、直接、透明和民主的行事风格在我的部门内还是很受欢迎的。
《北京周报》：您曾表示过希望把中国文化带到联合国。在这方面是否有所进展？
沙祖康：这方面的进展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因为这不是你刻意要去做的事情。我到联合国来工作就不知不觉地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习俗、传统及文化一起带了过来。
比如说，9月11日在部门职员会议上，我公开承认我不是个经济学家也不是专家。我对他们说，当我说“我不知道”时，你可能会感到惊讶，因为联合国的文化是：“我知道，我可以胜任一切事务，我无所不知。”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却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中国还有句古话，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纪律、有规矩，否则就无从谈秩序。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
给你讲个笑话。联合国秘书长将孔夫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训作为其信条。秘书长来自亚洲，他自称崇尚中国的儒家思想。有天，他让我帮他翻译这些词组。我告诉他：“修身，用现代的译法，就是做个绅士；齐家，当个好丈夫；治国，成为好首相；平天下，当个好秘书长。”这是我的现代译法。
于是，有人就说，孔夫子在世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会有一个联合国。我回答说：“没错。但是孔子，他是圣人，是拥有无限智慧的圣人，他一定是预测到了会有一个联合国诞生的，于是相应的也就会有联合国秘书长。”
这只是个笑话。不过从这可以看出，我，还有联合国秘书长，我们一起将东方文化引入到联合国这个大家庭之中。人们已经感觉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响力。当然，在联合国中，大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我觉得这些都会使联合国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北京周报》：您长期从事军控工作。有些西方国家常常抱怨中国的国防开支和军事战略等缺乏透明度。您能否就以往的工作经验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沙祖康：我现在不再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了。但是作为一个多年在这领域工作过的中国人，我不禁要问：首先，透明的目的何在？不应为了透明而透明。透明是为了建立互信。
建立互信是为了避免误解、避免因误解造成的冲突或战争，从而达到和平与安全的目的。所以，安全是所有裁军和不扩散的核心目的。任何的裁军措施，包括透明度，都不应该危及安全。
其次，提到透明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透明度标准。在这个世界上，有军事强国，也有军事弱国；有的是军事联盟的成员国，有的不是。同样的透明度对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国家集团有着不同的影响和军事含义。
第三，我们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随着国际形势，尤其是安全形势的改善，中国与邻国、强国之间的理解和互信的增强，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包括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中国会变得越来越透明。这是趋势。对此我毫无疑问。
透明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即便去问一个军事实力最强国家：“你是否完全透明？”我敢肯定，回答是“不”。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和其他国家分享其所有的军事机密。他们也不会跟他国共享先进的军事技术。
当今世界处于相对和平阶段。和平与发展是主流。我希望这个趋势能够保持。这也将促进中国更加透明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都不会有助于透明度的提高。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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