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记者》专访秘鲁前总统阿兰•加西亚•佩雷斯（Alan Garcia Perez）
他以邓小平的追随者自居。阿兰•加西亚•佩雷斯曾于1985-1990、2006-2011间两次执政秘鲁，在其执政的最后五年，中国与秘鲁间的贸易额增长了两倍，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秘鲁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7月7日，加西亚抵京参加由清华大学主办的世界和平论坛，8日，《今日中国》 的记者有幸采访对其进行了专访。
在谈起8次访华的观感时，加西亚表示，发生在中国的这些变化简直就是人类进程中的革命。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加西亚认为中国在对待世界强国和拉美地区或者斐济这样的小国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更是其他国家所做不到的。谈到中国目前的政治体系时，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是一个高度智慧的体制。加西亚对中国儒家思想推崇备至，认为正是这些在2500年以前的儒家思想里就存在着的品质，才让如今的中国有能力书写世界速度。
今日中国：总统先生，最近二十多年来，世界经历了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等。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时代的？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在我看来，这是开启新生产力的时代，信息产业代替化石燃料成为创造财富的原动力。柏林墙的倒塌，单极世界格局的出现从根本上讲都加固了资本主义市场；只有世界对伊斯兰世界隔阂的消除和阿拉伯国家体系的改革才能实现这一市场。当今世界的本质是如此，随之带来的还有高速度、高创造力以及强权的操纵，对于这一切我们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年轻的一代也还没有，这从2008年和2009年的抵押贷款危机中就能体现出来。
今日中国：在您的第二届任期里，秘鲁和中国的贸易额几乎翻了两番，实现贸易顺差，这对秘鲁而言是非常有利的。中国也成为秘鲁的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在您看来，实现这些的原因是什么？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首先，我们清楚地明白，秘鲁应该向世界敞开大门。秘鲁正处在向世界开放贸易的阶段，但对进口贸易的税费和壁垒仍比较焦虑。那时的秘鲁政府将进口税由平均13%调低至3%，对86%的进口货物实现零关税。此外还签署了一系列国际贸易条款，比如和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当然，我们还看到中国受中央政策引导，我们也应该重视这点。
中央政策正确引导下的中国，与混乱无章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更能够为自由贸易创造良好条件。当今世界上不仅存在着有序资本主义，计划性资本主义，还有被称为“民主”的无序资本主义。与无序资本主义打交道，你是不可能通过与其总统的会谈就能够获取哪怕是一家小企业的投资的。而中国却不是这么回事。中国有长远的发展计划，这并不是领导者的意图，而是与整个现实相符。
今日中国：在您执政期间，秘鲁和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于2010年3月1日起生效，到如今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发展得越来越好。在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前，两国就已经达成了战略联盟，这让在秘鲁投资的中国企业有所期待，从2008年开始商讨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以该战略联盟为蓝本。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让经济的发展有了指引，两国间经济往来开始结出累累硕果。在两国的贸易交往过程中，2005年初所投资的40亿美元到如今已经增长至120亿美元。我相信这就是增长的速度。未来几年内，我们将更容易把两国贸易额再翻一番。
今日中国：您认为中国在近十几年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我们应该明确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实行集体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缺乏技术革新的国家。在我看来，中国实现飞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在于邓小平一代领导人的卓越才能（当然还有个人和集体的奉献）。我一直将邓小平视为最杰出领导人，中国所经历的不仅是20世纪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与20世纪苏联发生的社会变革所导致的贫困截然不同。让一个民族实现大范围的丰衣足食，这就叫做变革。1970年，人类开启新信息通讯时代新篇章的伊始，这一切就被他预见。邓小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他的重要性。
今日中国记者：您曾八次到访中国，中国的哪些变化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当我正式访问中国的时候，我关注的焦点不是楼房和公路，而是在中国人身上，关注从人民眼神中流露的情感，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嘴里吃的东西以及使用的交通工具。30年前的中国与现今中国之间的巨大改变全都体现在人的身上。以我对现今中国的了解和多方面认知，我可以肯定地说，人们生活的满足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充分地说明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一位客人，我感到十分的高兴，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和青年人交流、攀谈，没有国界的限制，而穿着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时髦的中国人也没有了30年前的胆怯。中国的这些变化简直就是人类进程中的革命，这样的改变也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今日中国：秘鲁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可以获取什么吗？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在我执政期间，非常真诚地说，2004年的中国之行对我启发很大，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到曾经到访过的地方，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变化。1983年的一个夜晚，在李先念主席的住所，我有幸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主席会谈。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深圳特区和北京郊区建设，随后我们又考察了当地。那时这一切不过还只停留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而已。那时的我还不能像邓小平一样清晰地看到无国界、全新的信息技术将会带来如此之多的投资方式，而这些投资方式还将不断增加。有些国家不懂得利用是因为他们还活在过时的20世纪。
对于我而言，谈论20世纪，谈论苏联的解体以及战争就像是在谈论10世纪和那时的瘟疫一样。这需要高瞻远瞩地思考，如果一些政府不好好利用的话，这将是他们的悲哀，对于人民而言更是如此。
今日中国：当今世界的困境在于国家主权与世界安全之间时常发生的冲撞，比如利比亚和叙利亚的问题。在您看来，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在我政治生涯开始的初期，平等地与别国交往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纸空言。但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却切实将其履行。中国在对待世界强国和拉美地区或者斐济这样的小国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中国尊重他们，这是儒家学说中最伟大的思想之一，更是其他国家所做不到的，别的国家会以国家大小、贫富、军备实力不同区别对待。在我33岁的时候有幸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共进晚餐，当时我几乎不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国家的政党领袖。从那时起，我真的相信，尊重与和谐并不是空谈。
我曾与中国外交部长有过简短的会谈，从与他的会谈中让我发现，其实并不存在着所谓的经济壁垒和安全问题。不要干涉别国内政，国内所出现的争端如果发展成为原子弹的较量，到最后受伤的只会是自己的国民和国家。在限制核武器这一问题上我是完全赞同的。
今日中国：为什么您认为如今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得到答案?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这个高速度、高创造力以及多样支付方式的新世界要求竞争力。在以往，秘鲁和拉美经济的发展依靠着自然资源和自身市场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力相抗衡，但如今，这种竞争力已经突破了地域的界限。只有更勤奋、更律己的民族才能用最少的资源创造出最大的财富，这样的民族才能拟定当今世界的速度。
而如今，这一新的速度正在由中国书写。而欧洲却在肆意浪费丰富的社会资源。只享受、不生产。如果没有像中国这样具备强大的竞争力的国家，这种现状还将继续。究其原因，除了现在的中国人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越来越多样的交流方式，为了创造财富而必须具备的能力之外，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借用亚伯拉罕•加德纳的话来说，我想这应该归结于“基本人格”；中国人的基本人格从几千年前就开始形成。自我反省，集体劳动，对历史和前辈的尊重，和谐的理念以及对苦难的承受，这些是西方人所不具备的。正是这些在2500年以前的儒家思想里就存在着的品质，才让如今的中国有能力书写世界速度。
今日中国：我们谈到了邓小平和孔子，你还欣赏历史上或者当代其他中国人吗？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比如像江泽民，他同时也是位出色的作家。邓小平是一位有着巨大人格魅力的人，但江泽民身上体现了这个国家所有的美德。还有一个我十分钦佩的人，这就是胡锦涛主席。此外，温家宝总理也是一个十分睿智的政治家，他的睿智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中国其他的领导人也是如此。中国的政治体系不是王朝、姓氏或者是家族制度，而是由国人选择的结果，这是一个高度智慧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