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刚刚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将经济体制改革置于改革最优先的地位，决心延续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是次全会公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其实，由习近平担任起草小组组长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就已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如事实呈现的，在中国式市场经济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状态，国家力量相对于市场力量要大的多，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明显的强化国家力量的特征。这已成为阻碍中国持续繁荣增长的主要根源之一。

政府或国家应在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究竟应是何种样式，一直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比较经验证明，国家在一个社会启动经济增长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强国家则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客观的说，自由主义的分析文章普遍忽略了国家行动主义的作用，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的文献。

事实上，每一个新兴国家崛起时，无不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启动增长。即使是被视为自由市场的正统者——英国，也等不及经济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作用下发展起来，创生了大型国营巨头——东印度公司。独立战争后的美国、1870年代的德国、195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无不是在兴起阶段通过国家行为启动的增长。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许多国家主义者来说，“把国家找回来”的概念往往被解释成“将市场和社会踢出去”。可是，如果缺乏发达的公民社会和市场力量，那么国家就必然要承担全能政府的角色，因为它即使想放权，也没有可以放权和委托的对象。随着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和不断增多，有限的国家资源将无法应付。其结果可能是，一方面的旧的问题还没解决，另一方面新的问题越来越多。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引发社会对国家和政府的普遍不满与失望，国家越来越难以获得社会的支持。

国家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边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关键。而适当的政企关系，被认为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经济兴起的重要因素。然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适当的政企关系依然不存在，反而是存在强化这种紧密的政企联系的特征。

中国堪称当今世界正常国家中政企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道路和相关意识形态的限制，决策层担心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与现存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冲突；而抓住大型国企有助于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增强执政党控制国家经济的能力。这便是隐含在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

可以说，国有企业成为近十年“中国奇迹”的受益者，同时也将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绊脚石。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家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运营者。审视中国近些年经济的变化，会明显的发现国家渗透参与市场的力度在不断的扩大。此外，多起国企并购失败的案例显示，在全球市场竞争时，企业的国有性质可能带来的更多是阻碍，而不是助益。这一点，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尤其明显。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发展目标的国家中，国企扮演的角色到底是怎样的，而现有的国企（特别是央企）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对此，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必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如此，中国的持续增长才会可能，“中国梦”才有实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