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公主和亲、昭君出塞、文姬归汉等历史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史书上也多有记录。早先诧异于于此：在重视记录征伐分合等等“大事记”的中国史书上，嫁女这几笔似乎显得有点不搭调。当逐渐理解他们（包括她们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随从人员）之后，这些故事才开始真正打动我，因为仿佛可以些许想象他们因为这命运和使命所要承担的身心压力，仅仅是情感上的磨砺可能就远非“乡愁”二字可拟。所以历代相关题材的绘画、音乐、诗歌等文艺作品随之涌现，也都是汉藏人民对他们有感而发的纪念，因为具备了真实的情感深度才使这些艺作品得以引起广泛共鸣。

当然也偶然听到过一些为同的声音：历代曾经用女人来化解政治问题如何有损大国风范、汉族使用情感手段约束和拉拢少数民族云云，但此类言论难免会让人莫名难过，为什么呢？何以几句话就能够影响到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在西藏复杂的历史和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虚伪的情感拉拢能够维持久吗？民族关系问题其实也就是“人”的关系问题，一个个人尚且常常会发出“人海阔，无日不风波”的感叹，何况是在人口众多的古老中国，这一点上恐怕始终都有着复杂的渊源吧？！而能够说出那些言论似乎是无情（有也楞能只是单方面的情感或另有所图）之人，被伤害的是有情（对双方都有感情）之人，随之怒目相视的则是尚未理解另一方的人。大多数时候，人和人之间就是因为有情感关系才会相互关爱、相互怜恤，没有足够的情感关系，才会忍心互相残害与杀戳。所以民族间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重视的，而这些民族文化交流使者所的正是这件对不同种族、民族都有益的善事，维护和促进着整个人类的和平共存。虽然这个世界上人心深浅难测，我们还是希望虚言妄语尽早尘埃落定，不再蒙蔽我们的眼睛——因为这是人性使然，我们也还是相信浮泛不实的东西在历史流变之中、在历史的真正承受者面前终究会烟消云散。

陈宗烈先生在我看来就是这悠久的民族文化交流史中一个温和单纯却也执着的分子，从他来讲，他执着的是他的专业——摄影。而工作职责上“是去帮助办藏文报纸，那是不合理的旧的东西太多，比如封建农奴制度必须要改变，不然社会没法发展。上层下层都有想保留的东西，经过工作，逐渐改变很多......”(陈宗烈语)；虽然这和古代民族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已经有了很大差异，最终达到的成效却是一致的。作为摄影家他是用相机以图像记录的方式沟通当代汉藏文化：从他应工作需要所拍摄的新闻照片到他忠实于摄影家的本能所捕捉到的藏地风土民情图片，以及他退休之后所做的一切：编辑、出版、发表关于西藏的图片，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履行着这一使命。

当然摄影家这个身份是他长期地全身心的投入所自然形成的，而不是时下一些什么什么家来得那么有名无实。陈先生选择到西藏工作的缘由之一，乃因“家庭出身”的“包袱”，面临着不得不改行之时，正好碰到派驻西藏做摄影记者的机会。出于对专业摄影的爱好与执着，他选择到西藏拿相机；他还简略地谈到他父亲的命运：1938年以前，他是常州的一个小学教员，日寇侵华，他投笔从戌，奔赴前线，抗战八年，胜利后，由于在民国政府国防部当过上校教育科长，解放后，在1951年肃反运动中被判十年劳改，1959年提前两年释放，1969年去世——让人不禁感叹的这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从陈先生父辈那一代的“有实无名”的人生，到他们这一辈的“名副其实”，再到现今我们这一代的“名不副实”，为知又将去向何方？！真正盛名之下的陶渊明尚且在生活困窘之时发出“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的感叹，千年之下，这“无实之名”怎么竟还能绊住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