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陈宗烈在大众影廊举办了西藏题材摄影个展。1956年，西藏日报成立，陈宗烈是作为该报最早的摄影记者进入西藏的。在西藏工作的25年里，他亲历了1959年平息叛乱、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用手中和照相机拍下这些事件的全过程，留下了一大批第一手珍贵的资料，除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照片，他还纪录了西藏农奴的生活、老拉萨的市井文化、西藏贵族的生活，以及西藏的宗教文化......1981年，离藏返京后，他除了忙于工作，还出版了许多关于西藏的书籍。

在北京一幢普通的单元楼里，记者采访了这位74岁的老人。尽管已经离开西藏20多年了，但那一段生活，对于陈宗烈来说依然记忆犹新。

从电影转行

陈宗烈1932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全国解放后，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靠微薄的薪水支撑全家的生活。1951年，他偶然从报纸上得知北京电影制片厂招聘员工的消息，便报了名，并顺利进入北影厂。他担任摄影助理的职务。徐肖冰是他所在的新闻摄影总队的队长。

由于出色的工作，1954年他被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在职干部学习班进修。1956年夏，陈宗烈从电影学院毕业时，正逢中央号召广大知识青年支援西藏。刚成立的西藏日报社到新影厂商调摄影人员。陈宗烈向领导提出去《西藏日报》的想法。虽然西藏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但他憧憬着高原，那里的新天地正待开辟；那里，可以使自已得到锻炼。

经过21天的颠簸，汽车终于抵达拉萨。进入拉萨才知道这是一个和内地完全不同的世界。街头到处是乞丐，一上街，后面就跟着乞讨的老人和小孩；卖军火子弹的满街都是；这里的货币，只流通藏钞和“袁大头”，出门购物，口袋里得装上沉甸甸的银币。

当时，《西藏日报》以藏、汉文两种文版发行。西藏地方政府还派遣官员到报社任职，如出身于贵族世家的噶雪•顿珠，便是报社的副总编辑之一。

报社有不少 “老西藏”，他们多是从十八军转业来的，他们很关心刚进藏的年轻人，对于西藏社会形态，惯用一句话，他们告诫说：“大院内是社会主义，大门外就是封建农奴制社会。”报社领导也有指示：因形比较复杂，时时事事必须掌握政策；平日个人不要出门，外出要请假，不随意接触各界人士，不干预社会事务，遇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不可犯自由主义。陈宗烈心中急了，他对不能出门，不得随意接触社会而犯难：守在办公室，对外界什么也不了解，当啥记者？

藏北驻站

到报社不久，陈宗烈就被派往“羌塘”（藏北）草原，驻专区记者站。这里海拔4700米，高寒、缺氧，一年内，冬季就有九个多月。他在牧区学会了骑马，拍摄了许多牧民生活、风土人情的照片。他经常在天黑后冲洗底片，靠着牛粪炉子，给冰凉的显影液、定影液加温，为冲出影像的胶卷供暖、烘干，要法保证底片质量，必须把水温、气温控制在18°C-20°C左右。他及时将底片寄出。报纸刊用的篇幅显著，报道成绩突出。入藏不到半年，他的入党申请，经组织讨论，破格批准，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驻藏机关组织工作队（如医疗队、兽疫防治队、政策宣传队等），去基层宣传“六年不改（革）”，讲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做各种好事，服务群众。他经常跟工作队下乡，争取有更多机会，调查民情、研究社会实况。

西藏在那时已修通青藏、川藏两条公路干线，但在各地仍无公路、不通汽车。地方官吏到基层各个“宗”、“谿”（相当于县、区或乡）办事，一般都沿袭元朝所建“驿站”旧制，由驿站附近居民（庄园所属农奴，即所谓“差民”）承担乌拉差役，无偿派人派马接送。工作组下乡，事先也要告知地方政府，由他们开“路条”——派“乌拉”。不过，我们决不会使百姓吃亏，坚持出钱雇人雇马；为开展工作，还须向各方官员送钱送礼物。高原气候无常，晴日，阳光曝晒，口干肤裂；碰上阴雨、雷、雹，气温就骤然下降，由酷暑变成寒冬。我们还必须带足衣服被褥和食品。西藏地区辽阔，有时，骑一天马，竟不见何处有人烟。说不定突然会遇到狼、熊等等野兽的侵袭，因此武器又是必备之物。离开拉萨，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到饭店，也无旅馆可供投宿。只能临时向庄园领主送礼借住，或者干脆栖身荒野。1957年秋季的一次，跟防疫队巡诊牧区，天天跨马背，足足骑行三个月。

中央面对西藏实际，下达“六年不改”的指示，随后，西藏机构大精简，大批干部职工内调，报社汉文版编辑部，从一百多人缩减至九人。陈宗烈是其之一，也是惟一的摄影记者。有人问道，你为何留下？陈答：首先是组织的决定；再则也是个人的抉择——来西藏，为的就是做好摄影，一切尚未开始呢，马上又离去，心里舍不得。

几年里，他在藏北、卫、藏地区采访拍摄，纪录了各地庄园和部落、领主与农奴、宗教与历史、人文和地理等西藏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报社编辑部，陈宗烈是个忙人，除了摄影、做暗房，做图片编辑、还要兼任绘制地图、插画等工作，有时还兼作文字记者，写通讯、发消息。

遇到“贵人”

陈宗烈在工作之余，积极学习藏语。他深感：不会藏语，走进藏族社会，就像个聋哑人，当记者尤其困难。报社的藏学家杨化群是全社职工的藏语老师，杨先生自编速成教材，实用易学，陈宗烈受益颇多。他还将一些藏族同事当作自已的良师益友。噶雪•顿珠乃其中之一。此人出身西藏贵族名门，他的叔父噶雪巴，曾出任“噶厦”噶伦，顿珠作为噶雪家的少爷，年幼时赴印度上学，英语很好。他是噶厦政府派到报社的一位副总编辑，官衔“四品”，曾任达赖喇嘛私人的英语翻译。虽说是显贵，但心中爱国，思想开放、进步。1955年曾以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代表的身份，随同中国青年代表团去布达佩斯，出席了“国际青年联欢节”。陈与他在多次采访共事中结识，但彼此有语言障碍，为此经常大伤脑筋。陈宗烈搜肠括肚，追忆出中学时代的简单英语，外加刚学到的一丁点藏语词汇，再添上手势比划，勉强地与他“对话”。顿珠说：“你拍照片，我写文字，我们是好搭挡。”他很喜欢同陈合作。因此，那时凡有达赖喇嘛、宗教法事、地方政府等重要活动，报纸须发图文消息时，大都由他出面联系采访。陈宗烈跟着这位身穿锦绣官服、头顶“四品衔”发饰的高级官员进出戒备森严的场所，一般均通行无阻。有时，陈宗烈也随同噶雪赛到一些贵族聚会之地做客，亲历上层生活圈子。贵族老爷、夫人、少爷、小姐们，每逢周末，几乎都要聚会娱乐，打麻将、玩纸牌，吃英式烤肉、印度点心，喝法国红酒，开留声机放西方音乐，跳“华尔兹”舞。生活上洋气四溅、奢侈无度。总之，他们与农奴无法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陈宗烈面对此情此景，从不错过，即时掏出相机，摄下现实景。既拍人，也拍神，拍了高贵的人，也拍了卑贱的人，他给黑暗、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实录存档，记录了这个制度最后走向崩溃的全过程。

经历平叛、改革

1959年3月，西藏分裂主义上层集团，全面发动武装叛乱。驻藏人民解放军奉命，迅速平息了这场叛乱。在平叛斗争中，中央驻藏所属机关和企事业部门，成立民兵组织，为保卫本单位而各自为战。陈宗烈除拍摄平叛斗争实况之外，同时还拿起武器，迎击来犯之敌，奋勇保卫报社。平叛取得伟大胜利，形势提前改变了百万农奴的命运。中央根据西藏人民的要求和爱国人士的意愿，决定解放百万农奴，把原来的领主占有的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分给农牧民领主占有制奴， 变农奴主所有制为农牧民个体所有制； 解散噶厦，废除上层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新西藏。百万农奴站了起来，昂首作了新社会的主人。

在风云剧变的时刻，陈宗烈以普通一兵身份，投入了这场伟大历史变革，他参加了农村牧区工作队，寺庙工作组，在基层访贫问苦，所见所闻，铭心刻骨。1959年8月25日，他在达孜县农村目睹了一起事件的发生： 塔杰乡农民从庄园的库房里发现了许多文契，原来那是农奴主据以剥削、压迫他们的人身依附和高利贷债据。历经悲惨折磨的人们，马上被激怒了，他们当场点着一把大火，焚烧了这些罪恶的债契。火焰越烧越旺，翻身农奴的情绪也越来越高，边焚烧，边歌唱。大火在焚烧一堆帐本契约，也是在焚毁灭西藏的旧社会、旧制度。陈宗烈随即抓拍下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1961年，西藏农民为发展生产，纷纷组织互助组。但是，在乃东县桑嘎村的十一户“朗生”，却被排斥在互助组之外。为什么没有人要呢？原因是太穷。过去，“朗生”是温谿（庄园）领主的“家奴”，他们做佣人，当马夫、放牧牛羊，纺线织布、打扫洗涤作杂务，农忙时分担粗活、重活，却不懂农业生产技术。民主改革，虽分得了土地和房子，但生活仍然贫穷，又缺乏耕牛、农具，甚至还缺种子、口粮。村民在“自愿结合”组织互助组时，偏向“门当户对”，有人对他们要求入组存在顾虑，怕他们会成为互助组的“包袱”。于是，被撇在一边的“朗生”，犹如“弃儿”，伤感而无奈。朗生强巴叹气道：“会跑能飞的都入组了，只有过去住马厩的人剩下了。”不过，他的妻子次仁拉姆（左一）却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子，她劝慰强巴别难过，主张“朗生”们单独办组。她说：“单家独户有困难，团结互助有力量，不会种田可以学，只要勤奋劳动，就一定会把庄稼种好，过上幸福的日子。”在她的鼓励和带领下，桑嘎村成立了第二个互助组—“朗生互助组”。他们认真学务农，掌握了一整套庄稼活。经过三年艰苦奋斗，这些“朗生”们终于取得了农业和牧业生产双丰收，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了贫困，实现了丰衣足食。后来，这个“朗生互助组”被西藏自治区评为先进集体，誉称“百万翻身农奴的好榜样”；而那位坚强自信的女子次仁拉姆，还光荣地当上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勇攀珠峰

1960年，国家体委组织中国登山健儿，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攀登峰顶。报道任务由新华社西藏分社负责，分社派出三个文字记者，同时向西藏日报借调陈宗烈担任分社摄影记者，一同进山。记者们参加了诸如冰雪作业、岩石作业、高山险坡适应性行军等训练。他前后五次攀上了海拔6400米高地——那是登山队规定记者允许达到的最高地段。

在接受训练的三个多月里，陈宗烈被登山队评为先进工作者。时至5月，西藏日报社评定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这一光荣称号落在陈宗烈名下，当即给他发来电报，摧他立即下山，赶赴北京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他很高兴获得此项荣誉，但又舍不得离开征服珠峰的战友们。无奈，最后也只好向世界最高峰惜别。

笔耕不辍

1980年末，陈宗烈奉调返回北京，选择了中国外文局《北京周报》，继续从事摄影生涯。1994年他正式退休。

退休后，得闲回顾往昔，翻开封存已久的西藏老图，他发现，照片虽已泛黄变旧，但图象依然鲜活，它是凝固的历史瞬间，似乎正叙述着一桩桩故事。往事勾起绵绵思绪，常常令人魂萦梦牵。他反复思量：该为西藏再做些什么。于是，翻箱倒柜，找出手头的残存资料，掀开往日采访笔记，藉电脑之助，梳理出部分图文，愿将这段真实的西藏献给世人。经有关出版社相助，方告面世。例如，合著《图说西藏古今》、《百年西藏》、《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个人专著《目击雪域瞬间》等。

陈宗烈说，走过西藏这片净土，烽火烟尘，沧桑岁月，悠悠情意，铭心刻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