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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报中文>>> 专题>>> 本刊记者镜头中的西藏>>> 陈宗烈
雪域留真
徐静 · 时间: 2008-04-29 · 来源:2006.10.《大众摄影》杂志第十期

 

在藏工作25载

记者:陈老您是《大众摄影》的老朋友了。听说您在西藏一呆就是20多年,跟我们简单说说您这段经历吧。

陈:我和《大众》的情缘可早了。2000年《大众摄影》第三期,你们就登过介绍我的一篇文章。我就这点事儿,再说也就是嚼老谷子了,呵呵。

我是1956年分配到西藏日报社做摄影记者的。没想到这一去就是25个春秋。以前我在“新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助理,1954年经组织推荐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1956年毕业,时值西藏正为民主改革作准备,急需增加部分机构,要从内地调一批干部职工进藏,我就是应召者之一。到了西藏日报社,一些“老西藏”告诫说,“目前,大门里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门内是社会主义,门外就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因此,我们平日只能囿在院子里工作和生活,一般不直接参与外部事务。

 

记者:那您怎么工作?

陈:作为记者,却不能接触社会。没机会出门摄影,我心中也很着急。所以,只极出去采访拍摄的机会,我都会抓紧不放。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有时也让记者去采访些新闻,为他们作宣传。如1957年2月的藏历正月初三,是传统宗教活动祈愿大法会(俗称传大昭),要求报纸进行报道。我接受了任务,跟着报社一位副总编辑噶雪•顿珠(他是“噶厦”派来的四品官),到八廓街“曲松热”诵经广场,为格鲁派大主教噶丹赤巴拍照。那天,八廓街到处都是穿红袈裟的喇嘛,根本无法靠近大主教的讲经宝座。噶雪问我带钱了没有,我拍拍口袋,发出哗哗的金属声响。只见他朝着不远处打手势,召来一个手执木棍、腰佩长刀、黑脸彪形的“朵多”喇嘛,他从我手中抓去三个“袁大头”(当时,西藏不流通人民币,货币是坟政府发行的藏钞或硬币,再就是通用民国三年制造、铸有袁世凯大头像的银元),塞给了“朵多”,示意替我们带路。“朵多接过银元,二话没说,一脸严峻,操起长棒,驱赶挡道的人群。他一边大步流星地走,一边高声吼叫:“啪纠,啪纠纠!(意为快滚,快滚开!)这样,我们才到达了噶丹赤巴跟前。我登上法台一侧的高处,拍摄了大主教弘法讲经、喇嘛们云集广场、“嗡则”带领众僧诵经等活动。“嗡则”的嗓子特洪亮,他张口念头一句,僧众就随声附和诵念。这时的“嗡则”,犹如合唱队的领唱,又像乐队指挥。噶丹赤巴开始讲经说法,法会引入高潮......我一口气拍下几十张照片,使之成为藏传佛教的历史资料。1959年后,这种活动曾一度中止。

 

记者:您够大方的,就三个“袁大头”呀,那时您用什么相机?

陈:请“朵多”带路,那是噶雪顿珠的急中生智。此事于我倒长了启发,后来外出活动,再面临通行遭阻或遇歹徒麻烦时,着急了,便搬出此招,出钱雇个“朵多”做保镖。在报社当摄影记者,起初用的工具,是台老式的美制“新闻镜箱”,拍3寸的散页底片,由于笨重,操作不便,我就用积蓄以七百多(银币)元的价格,从八廓街买了台徕卡F3——一个机身,外加仨镜头,颇为得心应手。那时工资高,每月发180多块,够化的。后来,公家有了财政拨款,才配置了一台双镜头禄莱、一架徕卡M3。

 

和平解放后的西藏情况

记者:据闻,和平解放后的西藏,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时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陈:我进藏时,西藏仍然坚持贯彻“十七条协议”(即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直至1959年3月之前,中央和中央驻藏机关工作人员,始终属守“对西藏现行的制度和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不予变更”的承诺。我们作为报社记者,一切采访报道,当然均以“十七条协议为准则,必须尊重各界人士(包括宗教、上层人士、民族)的好恶。1957年前后,我曾数次参加各种专业的工作队深入农村、牧场,结识了许多贵族领主、上层官员、底层农牧民群众。有机会拍摄纪录了各阶层人士的活动,特别是农奴与奴隶的悲惨实情。由于拍摄条件有限,纪录的图像,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如今,大多数底片均留报社存档,手头仅有些零碎残件,照片虽已泛黄变旧,但影像依然鲜活,它毕竟是过去瞬间的凝固,它似乎在叙述着一桩桩故事。往事勾起了我的思绪,常令人魂牵梦萦,总想再出一把力,为西藏多做些什么。

记者:那您拍叛乱时的照片了吗?

陈:当然,我那能放过那段历史呢。拍了不少,可惜我已见不着那些东西,它们大都封存在报社的资料柜中了。1959年3月前后,是一段不寻常的日子。叛乱分子在拉萨十分猖獗,如藏兵对我驻地单位的武装挑衅、叛乱集团驱使不明真相的群众上街闹事、僧兵集结,向我方打枪开炮。报社只有我一个摄影记者,我得四处冒险抢拍。单位领导对此十分支持,遇到情况危急,有时还派出机关民兵跟随,到现场保护我的安全。

1959年,民主改革开始,西藏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使我特别高兴。作为普通一兵,我深入农村、牧场、寺庙,参加工作队,为新西藏的诞生而拍照。

 

没去阿里,一生遗憾

记者:您在1980年年底调回北京后又去过西藏吗?

陈:是的,回去过两次。最后一次是1990年,也是去搞新闻报道的,拍了不少彩色照片。可惜一直没机会去阿里。因为在1978年以前阿里由新疆代管,加上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因,始终未能与阿里地区结缘,真是此生最大的遗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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