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本名冯允庄，和张爱玲是好友，当年的声名不在张爱玲之下，被誉为“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生于1914年的苏青，长张爱玲八岁。一样的是，也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也同样的晚景凄凉。与张爱玲有所不同，苏青的性格有着开朗、幽默甚至泼辣的一面。《秋海棠》作者秦瘦鸥体胖，她见之就说，你不是叫瘦鸥吗，还那么胖？且送他个诨号“肥鸭”。同为女作家的潘柳黛，苏青有点看不惯其作派，曾当着友人面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性情爽直的苏青有着很强的交际能力，与当时上海的政要周佛海、陈公博交往甚密。创办《天地》月刊和天地出版社时，当时的政界文坛名流如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都被她拉来写稿。但是这些也成了她的历史罪证，曾被冠了“汉奸”和“文妓”的称呼。 1982年，苏青于贫病交加中在上海寂寞离世，享年69岁。而在她死前，想找一本自己的《结婚十年》看看，女儿托人好不容易找到了当时仍属禁书之列的《结婚十年》，借阅条件是速阅速还。《结婚十年》可以说是苏青最成功的作品。这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到1948年竟印了18版，它的续篇《续结婚十年》于1947年出版，一年多的时间里也印了4版。她的散文集有《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长篇小说《歧途佳人》在当年也是一时洛阳纸贵。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春天里》的词作者，正是被称为“上海滩才女”的关露。而“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更曾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这样一位当年与丁玲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却有着堪称传奇的一生。在关露声名正炽的时候，受党组织指派打入了敌伪内部，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女间谍，不曾想这却使她背负了43年的汉奸的骂名。直到1982年得到平反后，这位出色的女作家、女间谍才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包袱，再无牵挂，于平反几天后在家中吞食安眠药自杀。随着电影《风声》的上映，这位女主角的原型也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早在1936年关露就出版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1940年出版了讲述她从童年到大学时代经历的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其后又在自己供职的《女声》杂志上连载小说《黎明》。这些作品蜚声海内外，也奠定了她在新女性文化运动中的地位。除了创作，她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
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坛绝不仅仅是这么几颗女星在闪耀。还有着一批被称为“东吴系”的女作家们。 1946年1月，《上海文化》月刊举办了“你最钦佩的一位作家”的读者调查。排在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高居第四的，不是张爱玲、苏青，而是施济美。施济美即是和汤雪华、俞昭明、邢禾丽、郑家瑷、杨依芙、练元秀、程育真等一批就读于东吴大学或东吴附中，被当时文坛称为“东吴系”的女作家群体的代表。
施济美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从高中时即开始写作，在“东吴系”中是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在40年代的上海文坛享有盛誉。从1938在《青年周报》上发表《死的滋味》开始，共发表了数十万字的小说和散文，刊登在当时的《万象》、《春秋》、《幸福》及《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上。后来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凤仪园》和《鬼月》。前者一年之内印了三版。长篇小说《莫愁巷》曾在香港出版，被改编成电影。施济美可称得上一位痴情女子。十九岁时初恋情人不幸因敌机轰炸遇难后，她以恋人的名义写家书给其父母，接到家书后，二老还要施济美代他们复信。直到抗战胜利后，施济美方试着把不幸消息告诉恋人的母亲，在恋人的母亲因伤心过度离世后。施济美又苦造“家书”安慰恋人的父亲，让其颐养天年。施济美笔下的作品大多与自身遭遇有着一些联系，小说里的人物大多也有着自己的影子。她将悲痛的思恋，化作笔下一篇篇寄托相思和哀愁的文章。同时她也通过小说抒发蕴藏在她心里的隐忍和怀念。沈寂先生曾撰文《施济美魂归何处》，其中写道：“施济美是四十年代驰名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她的小说不是使人们随着世俗而沉落，而是经受磨难后的思想感情的升华，她发表的《爱的胜利》、《嘉陵江上的秋天》、《寻梦人》等小说，每一篇都引起读者共鸣、喜爱和赞赏，她成了拥有广大读者的女作家。所有杂志都因有施济美的文章而销路大增。”
1944年5月，女作家陶岚影，在当时上海十分风行的大众文学杂志《春秋》写了一篇名为《闲话小姐作家》的文章，用幽默闲适的笔调点评了当时包括“东吴系”在内的，活跃在文坛的众多女作家：张爱玲、施济美，俞昭明，施济英，汤雪华，程育真，杨琇珍，邢禾丽，郑家瑷，张爱玲，练元秀，马笑侬，李宗善，江泓等。由此这群活跃在当时上海滩的女作家也有了“小姐作家”的美称。终成了40年代上海文坛的一道秀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