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列传》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文学杰作，它不仅揭示出上海经济繁华现象中的“现代性”蓓蕾，同时将现代都市的经济繁华与这个城市文化固有的靡烂紧密联系在一起，两者浑然不分。在《海上花列传》之前，是充满了伤感言情的虚假浪漫小说，在它之后是朝着黑幕一路发展下去的海派狭邪小说。其前者仅仅是传统社会束缚下末流文人的感情余波，而后者则是现代都市文化中现代性与靡烂性相分离的结果。当时有另一部海派小说《海上繁华梦》（孙玉声著）便是在这基础上着重于表现靡烂的因素，成为一部专揭花界黑幕的通俗读物。吊诡的是，在上海比较发达的商业经济的刺激下，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宁可认同《海上繁华梦》揭发隐私的黑幕道路，使海派小说在发轫之初就在媚俗趣味上越走越远[4]。长期以来海派小说被排斥于新文学的阵容之外，与充斥于大众文化市场的通俗读物为伍，正是与这种市场选择有直接的关系。
五四新文学发动以来，海派小说的传统一度受到打击，新文学发起者对上海作家竭尽嘲讽之能事。如郭沫若等创造社发迹于上海，刘半农教授就嘲笑他为“上海滩的诗人”；到了鲁迅来概括上海文人时就干脆用“才子加流氓”一锤而定音。其实在北京的文人中，刘半农和鲁迅都是来自南方，更像是“海派”一些。而郭沫若一面被别人当作海派骂，一面也跟着瞧不起海派，在一首题为《上海印象》的诗里，他对上海人比谁都骂得凶：“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
就在阵阵讨伐声中，一种新的海派小说出现了，那就是创作社的主将郁达夫的小说。郁在日本留学时期开始创作，他的忧郁、孤独、自戕都染上世纪末的国际症侯，与本土文化没有直接的影响。郁达夫对上海没有好感，对上海的文化基本持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精神使他写出一篇与上海有密切关系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这部作品依然未脱旧传统才子佳人模式，但身份又有了变化，男的成为一个流浪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女的则是一个上海香烟厂的女工，也许是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外来妹。上海经济繁荣吸引了无数外来体力劳动者，他们不再是像《海上花列传》里赵朴斋兄妹那样沉溺于花天酒地的物质迷醉之中的消费者，他们依靠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源，以艰苦的工作精神与朴素的生活方式直接参与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建设，成为这个城市里的新人类——最原始的工人阶级。在现代都市文化格局里不可能没有工人的位置，一旦这种新人类出现在文学作品里，都市文化的性质将会发生变化。郁达夫未必意识到他笔下人物所具有的新的阶级素质，但是他第一次以平等、尊重和美好的心理描述了这个女性，写出了知识分子与女工相濡以沫的友好情谊。
郁达夫笔下的流浪知识分子还不具备自觉的革命意识，他与女工对社会的仇恨都是停留在朴素的正义与反抗的立场上。但是随着20年代大革命风起云涌，革命意识越来越成为市民们所关心的主题，不但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被卷进去，而且还成为民众意识中的英雄。尤其在上海那样一座有着庞大工人队伍的城市里，革命风云不可避免地从此而起。在新文学发展到“革命文学”阶段里，上海的作家们沿着郁达夫的浪漫抒情道路创作了一大批流行文学，主人公是清一色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浪漫成性，不断吸引着摩登热情的都市女郎，不倦地演出一幕幕“革命加爱情”的活报剧。依然是纠缠不清的多角恋爱的幻想，依然是才子佳人现代版的情欲尖叫，丁玲、蒋光慈、巴金、潘汉年、叶灵凤等时髦的作家无不以上海为题材，创造了新的革命的海派文学。很显然，新的海派文学也敏感地写到了上海的现代性，那些男女主人公既是现代物质生活的享受者与消费者，同时又是这种现代性的反抗者与审判者。与老的海派作家不同，他们对于这个城市中繁华与靡烂的“恶之花”不再施以欣赏或羡艳的眼光，而是努力用人道的观念对其作阶级的分野，他们似乎在努力做一件事：在肯定这个城市的现代性发展的同时，希望尽可能地根除其靡烂与罪恶的坏因素。
上海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由于租界的存在，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无法把它完全控制在国家权力的阴影下面；中西文化的密集交流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又使同步发生在世界上的各种政治文化资讯能够及时地传入上海，因此，思想界的活跃完全可以与世界接轨，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和新名词新意识，都层出不穷地冒出来，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左翼文化思潮左右了上海文学的流行话语，与在军阀势力高压下的北京死气沉沉的文人意识相比，确实显得生气勃勃的，孔武有力。所谓京派与海派之争，与其说是艺术化与商业化之争，还不如说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海派文学的传统。自《海上花列传》以来，海派文学出现了两种传统：一种是以繁华与靡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姑且称其为突出现代性的传统；另一种是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现代都市文化的阶级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判，姑且称其为突出批判性的传统。30年代的文学史是两种海派文学传统同时得到充分发展的年代，前者的代表作品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后者的代表作品有茅盾的《子夜》。但需要强调的是，两者虽然代表了海派文学的不同倾向，但在许多方面都不是截然分开的。比如关于现代性的刻画也是《子夜》的艺术特色之一，现代性使小说充满动感，封建僵尸似的吴老太爷刚到上海就被“现代性”刺激而死，本身就是极具象征性的细节。同样，在新感觉派作品里，阶级意识有时与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恶之花”结合为一体，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许多小说里关于贫富对照的细节描写就是明显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