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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特区”与海派文学
• 2010-06-21 • 来源:文汇报

 

●我们从许多书籍和报刊杂志乃至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海”派,不外乎“老城厢”、“老洋房”、“老弄堂”、“下只角”等几种模式。

●由于很多人根深蒂固地对海派文学认识的局限,影响了他们的眼光、胸怀、气质、修养、格调;影响了他们对“大”上海和各种层次上海人的全面、深入的观察、研究与思考,影响了海派文学作品的容量、分量与质量。

●海派文学的性质,要求上海作家应该具有容纳百川的胸怀,大气磅礴的气度、高风亮节的人格,开拓创新的勇气,丰富渊博的知识,引领潮流的魅力,并把这些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真正具有浓浓的“海”味儿。

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说,每个作家都要有一块适合自己耕耘的土地;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说得更形象、更具体:“我的创作的天堂,就是描写我脚下巴掌大的这块土地。”

雨果和杰克·伦敦所说的“那片土地”主要指作家最熟悉的某一种生活;作家最了解的某一层人物;作家最擅长运用的某一种手法;作家最得心应手的某一种表现形式,等等。用今天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找到和建立自己的“文学特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作激情与才华,写出最好最有特色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其影响,往往以一当十、以一当百。

屠格涅夫的发现者,俄罗斯伟大现实主义批评家杜波罗留波夫说:“有些人在他的小说中发现了诗和描写的魅力,在各种人物和情势的勾勒中发现了精细与深刻。但是,毫无疑问,要使作家和他的作品获得持久的成功和荣誉,光凭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的很多作品,题材不可不谓重大,思想不可不谓先进,主题也很深刻,但就是流传不下来。屠格涅夫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的小说,除了思想先进、主题重大以外,还具有非常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因而受到那么多读者的欢迎,至今还影响着世界许多作家的创作。我们老一代作家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赵树理、外国作家托尔斯泰、契钶夫;现代作家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霍斯、日本的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等等,无不由于深耕细作自己那片“土地”、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而独树一帜。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古华等以湘西为“根据地”,写出一系列具有浓郁特色的优秀之作;范小青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都有一股股浓郁的“姑苏”气息而被评论家称为当代“江南清明上河图”;刘心武、刘恒笔下,扑鼻而来的京味儿让读者倍感亲切;蒋子龙以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大城市、大企业为背景,塑造了很多工厂、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工人形象;周而复以一部《上海的早晨》功成名就;王安忆的小说,大气、自然,明快,构筑了一系列人物的心灵世界而成为当今海派文学的领军;邓刚抓住了迷人的海;贾平凹在八百里秦川上做足文章;张承志以写北方的河流和草原而见长;张贤亮以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而称著;至于在写作手法上,一提起中国的意识流,我们马上想到博学多才的王蒙;一提起大散文,我们马上想到著名学者余秋雨;一提起寻根文学,我们马上想到韩少功;一提起新写实主义,我们马上想到池莉、方方;一提起东北的黑土地,我们就会想到后来据上的迟子建,一提起中国的先锋派作家,我们就会想到马原、莫言、孙甘露、余华等等、等等:每当人们谈起某一个地区、某一种题材、某一类人物、某一种风格、某一种流派、某一种特色时,往往与某一个作家的名字及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文学“特区”的力量和光芒!相反,有许多作家,尽管发表、出版了好多作品,他们在社会上也有名气,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建立自己的“特区”,看到什么写什么,想起什么写什么,甚至于,什么畅销写什么,就像黄牛拉车,凭着力气,拼命的写、写、写,写出来的作品缺乏个性、没有特色、因而,无论现代或历史上评论家找哪种特点、哪种风格、哪种流派,都找不到他们和他们的作品。  对这些作家来说,我认为是很遗憾的。

提起文学特区,不能不讲海派文学。上海作家,其它的不说,光小说会员就有四百多名。他们当中,很多是全国会员,不少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就上海作家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与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极不相称。有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虽然写了很多作品,而真正写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流派、竖起自己的旗帜、建立起自己“特区”的,却为数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是上海作家对海派文学的传统观念所至。

我们从许多书籍和报刊杂志乃至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海”派,不外乎“老城厢”、“老洋房”、“老弄堂”、“下只角”等几种模式,而这些模式的作者,又大都是抱着怀旧、寻旧、复旧、猎奇心态。描写的人物是普通百姓,他们作为市民,突出一个“小”字;他们的境界,突出一个“俗”字;他们的人生,突出一个“凡”字;在语言上,把上海方言或“鸳鸯蝴蝶派”的修辞当成特色等等。他们所谓的“海”,不是大海的海、容纳百川的海,而是具体地域概念上“申”、“沪”的别名、代称。这样的“海派”,实际上是“沪派”、“申派”的别称。当然,我并不否认它们是海派,但是,这种海派,只是大海里的一朵浪花,特区里的一条街道,海派大文学的一个支流。不客气地说,由于很多人根深蒂固地对海派文学认识的局限,影响了他们的眼光、胸怀、气质、修养、格调;影响了他们对“大”上海和各种层次上海人的全面、深入的观察、研究与思考,影响了海派文学作品的容量、分量与质量。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刘心武等作家建议《上海文学》作为一本都市文学刊物,应该多发表一些表现都市生活的作品。为此,主编周介人先生提出“新市民文学”概念。但大量来稿,描写的几乎都是老市民、老街道、老弄堂。而他们所写的“新”,不过是老套子装了新主题、新故事。只有殷慧芬,在她的中篇小说《燄玉》和长篇小说《汽车城》里,主人公是城市最现代化企业里的高层管理人员,甚至还有外国人。当时她还怀疑自己写的是不是“市民”文学?是不是“海派”文学?我说,当然是。他们生活在上海,就是上海的市民。你是上海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就是海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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