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塑造海派文学方面,租界是一股强劲的力量｡如果问租界给海派文学带来了什么?有几方面想必是应该顾及的｡一是国际化经验;二是城市景观;三是文学样式;四是经营方式｡
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开辟通商口岸后,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以及英美租界合并形成的公共租界相继建立｡来上海租界居留的外国侨民也逐渐增加｡从最初的26人,到1940年代的15万人口｡外侨国籍,最多时,达58个国家｡②这么多外国人涌入上海,当然是因为上海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容纳他们｡外国人在上海暴富发财的事例,历史上可以说层出不穷,屡见不鲜,甚至有人将上海形容为“冒险家的乐园”｡如果说,外国人刚刚入住上海,给上海人带来的还是新鲜､好奇,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租界俨然已是另一番景色｡1876年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记录了上海租界的繁荣景象:
租界在沪城东北,周十余里,以河为界｡法国自小东门外陆家石桥河北起,至北门外三茅阁桥河南止｡英国自三茅阁桥河北起,至二摆渡老闸门河西南止｡美国自二摆渡河东北起,至外虹口一带止｡三国租界英居中,地广人繁,洋行货栈十居七八,其气象尤为番盛;法附城东北隅,人烟凑密,惟街道稍觉狭小,迤东为闽､广帮聚市处;美只沿江数里,皆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粤东､宁波人在此计工度日者甚众｡③
外国人在沪人员增多,洋行买办的需求也在增多,逐渐形成了一批熟悉外国规则,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华人群体｡近代以来的上海社会,大凡与“洋”字沾上边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商业利润,以致于在上海的一般市民印象中,对外来东西普遍持接受的态度｡以英语学习为例,上海大概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英语风气最盛的地方｡单学校就有官办的广方言馆､教会办的各种书院,以及民间书局办的函授英语学校等｡上海开设广方言馆不像北京设立同文馆那样遭遇到很多官员的反对｡上海广方言馆不仅延续时间长达四十二年,而且报考人员踊跃,甚至出现考生为求得入学而贿赂学官的事件｡④以上海的英文教材出版和购买情况看,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不久,翻印出版印度广学会编的英语教材《印度课本》,销路甚好,1989年商务印书馆请上海中西书院谢洪赉牧师将《印度课本》译成中文以《华英初阶》以及《华英进阶》一二三四册的名目重新出版,课本销路见好,为商务印书馆积累了一大笔资金,这也是商务印书馆从印刷转向出版的开始｡⑤英语课本畅销,说明学习英语的人多,有那么多人在“崇洋”,说明世风所趋｡在这股欧风美雨的涤荡下,人们不仅相信器物是外国的好,文学上也觉得外国的东西是仿效的榜样｡在文学价值参照上,一般人心目中的标准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国传统诗书古文,而是融入了国际标准｡租界像是一扇打开的大门,让人们窥见大门之外另一个世界的多种文学风景｡
这种风景之一,就是现代城市生活｡所谓城市生活按照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就是与乡村生活相对的另一种生活,它是与现代工业､金融扩张结合在一起的｡⑥｡海派文学提供给近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城市景观,除了看得见的城市风景之外,还保留着那些内在的城市生活练就的精神气质｡城市的精神气质,从根本上说,与商业社会有关｡或许是资本扩张带来的冒险精神,让城市空间没有一刻是安宁的｡出版于1930年代的茅盾小说《子夜》,常常被人们视为是一部描写上海城市生活的经典之作｡在他的笔下,那些生活在上海的军政要员､金融巨子､学界精英､文人墨客还有像留学生､交际花､晚清遗老､家庭保姆之类,似乎都生活在风暴的漩涡中,没有片刻安定｡上海这一凭空崛起的现代都市在很多人们眼里仿佛是漂浮不定的孤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好像一个个都显得心气浮躁,急吼吼地都想索取巨额回报｡这种不怎么雅观的城市世相是现代城市表情之一,也是资本原始生产时期的粗糙外表｡可以想见的是,资本扩张需要推崇金钱至上的价值理念｡为了追求资本的有效性,原先维系传统社会的价值理念会被搁置一边｡做什么事想什么问题无意中都会触及到金钱的尺度｡这种世俗气很重的重商风气,让原来浸淫在诗书礼仪社会中的传统中国人很难适应上海的城市生活｡很多客居上海的外地作家在表现上海生活时,很不习惯上海社会的金钱味和市民味,不是将上海理解成小市民的社会,就是将上海视为罪恶的深渊｡穆时英说上海是“造在地狱上的天堂”｡⑦而茅盾《子夜》中的上海,则是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这些新文学家尽管都在写上海,但都是戴着上海都市生活之外的眼镜打量上海社会｡穆时英来自浙江慈溪,一位大家庭的破落户长子;茅盾来自浙江桐乡,一位家道中落子弟的长子｡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巨大的市场辐射,这些江南才子原本活动的世界,很可能是杭州､苏州､扬州､南京｡但现在都因为上海的繁华而被卷入到洋场生活中,成为上海客居成员中的一员｡他们有文人的敏感,感受到上海与外地世界的不同｡但他们对上海的生活格格不入,总是喜欢将上海的生活与原先外地的家乡生活做对比,站在一种谴责的角度,诅咒上海是“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相比之下,只有真正土生土长的地道上海人,对上海城市生活保持着一种宽容｡像现代作家邵洵美和海上闺阁作家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尽管有种种不尽人如意之处,但也没有被夸张曲解为“地狱”､“怪兽”｡
回顾海派文学的成长历史,在现象上人们会注意到文学的现代形态的建构与城市的现代形态建构,是并行同步的｡海派文学的城市景观､风格流派,无法摆脱现代城市的特有气质｡而在探索现代城市的内在品质时,人们会发现现代城市其实是多种因素的有效组合｡现代城市不同于传统城市之处,是现代城市大都建立在国际资本周转频率较高的经济区域｡所谓国际资本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跨国度跨区域的大范围高效流动｡支持国际资本运作的社会资源和动力强度超出了传统社会的想象范围,它能够动员全球各地主要经济活动区域的原料､资本､交易市场和信息服务,朝着最有利于资本盈利的方向运动,为资本生产提供最便捷低廉有效的服务,这是国际资本“双边效应”的有效体现｡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关节点和服务枢纽｡与传统城市相比,世界城市具有超大型的空间特征｡与此同时,世界城市不单单只是空间的无限扩张和资本财富的囤积,它还是国际资本流通和辐射的核心区域｡它的作用有点类似于火车中转站,不断有资本在这里来来去去进进出出｡没有国际资本的进出,也就不会有世界城市的形成｡美国社会学家曼·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将世界城市命名为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y),其用意之一就是揭示现代城市的流动特征｡现代城市的流动功能需要多方面的社会支援｡其中之一就是传媒｡近代传媒最主要的方式,是新闻和出版｡以报刊杂志为核心的近代新闻出版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公共空间,在中国,以往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公共空间｡只是到了近代,通过西方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努力,通过上海､香港等地华人主笔的努力,才渐渐拥有了这种公共空间｡至于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可以说早期创办的报刊杂志并没有非常自觉的意识要建立文学与传媒的直接联系,但教会报刊的劝善惩恶故事和历史人物记载,本身是有文学意味的｡渐渐地文学内容进入其中,除了游记､诗歌､人物故事等之外,还有翻译作品｡到了《申报》创办时期,在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已经是较为流行的风气了｡
从海派文学的历史看,海派文学从孕育到发展成长,无疑得益于上海的报刊杂志最多,文学与报刊杂志的结合形式,是海派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大贡献｡中国近代文学中,小说发展最快｡在探讨近代中国小说繁荣的原因时,很多人都意识到新闻出版的重要作用｡如,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就认为“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⑧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这一时期中国的小说,创作的有一万一千零四十种,翻译四千九百七十四种,合计一万六千零十四种｡⑨这些学者的论述中都提到了印刷出版､新闻报刊的作用｡其实还有一点,他们虽意识到了,但没有明确说出的就是近代印刷出版､新闻报刊杂志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上海,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报馆书局､印刷出版公司,而那些以报刊杂志为依托的中国近代小说才能顺理成章地集中在上海发表出版｡海派文学一开始就是与书报等传媒结合,这样的文学形态使得海派文学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传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道统,它依赖的是政府衙门､官僚幕府,一句话,它是被豢养着的｡而海派文学因为书局报馆的经营性质,是以营业为主,面向市场,靠买卖市场来决定自己的存在价值｡市场是海派文学走向的重要参照｡读者欢迎的作品,书局报馆就会投其所好,连篇累牍地发表､出版;读者没有兴趣的东西,书局报馆就不会投资｡这种市场定向的文学走势造就了海派文学自己的风格流派和表达方式｡在风格流派上,海派文学走的是世俗的道路｡所谓世俗,从好的方面讲,是贴近当代生活,追求时效性｡凡是有价值､有卖点的社会生活题材,都在海派文学的视野之内｡那些重要的社会新闻,有趣的本埠消息和突发性政治事件,往往最先在沪上连载小说或文艺作品中得到反映｡这是传媒对文学影响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