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海派文学”,第一印象便会想到上海,想到上海的租界、书局报馆,想到栖身于小报小刊的鸳鸯蝴蝶派和各种来此地讨生活的亭子间作家,想到刀光剑影、神秘莫测的赤膊党、过激分子、帮会组织,还有就是与文坛才子相配的妩媚佳人。这些光怪陆离的影响因素,概括起来,就是都市、租界、传媒、意识形态和性别。它们像酵母一样,是秘制海派文学不可缺少的配方。人们称海派文学是都市文学、洋场文学;骂上海的文人是文丐、洋场恶少、投机分子;说海派文学是阴性的、娘娘腔、缺乏阳刚之气,讲来讲去,都与上述影响因素有关。
城市对海派文学是第一位的。这话很多人都知道,但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古已有之,上海之前,论规模论影响,大城市多的是,与这些古城发展相呼应,中国传统的城市文学也很发达。但即便是这样,上海在中国城市的地位还是无人能比,海派文学也是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为什么同为城市,上海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能耐呢?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此城市非彼城市也。上海作为中国近代诞生的商贸城市,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传统城市大都是帝都,是权力中心,是军事重镇。中国传统社会中不管经济繁荣到怎样的程度,终究没有诞生出像上海这样的现代超大型商贸城市。这是因为传统城市过份依赖于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在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方面都有限度,加之政治上的特权和文化想象上的封闭自满,传统城市的发展总是与各政治王朝一起经历周期性的兴衰起伏,难以见到现代城市那种持续不断的强势增长势头。文学方面,中国传统城市文学的发达与城市的繁荣分不开。像传奇和话本小说的成长过程都离不开城市娱乐和说书艺人的创造活动;唱词和曲调的流行一定程度也与城市游冶生活繁荣相关。但问题在于像海派文学这样的城市文学风格、文学流派、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在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城市中根本就不存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海派文学中有大量靠稿费为生的职业文人,传统社会中就没有;海派文学的刊布,依赖的是机器印刷技术和报刊杂志,这些东西传统社会中也没有。即便是到了近代,同样是大型城市,像北京等地,先天的文化历史条件远远优于上海,但都没有像上海那样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发展最快速最繁荣的地区。现代社会因为技术水平的进展,包括对社会和人类价值所有方面都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是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变迁。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基于特权和血缘关系,对人身的限制是强制和无法选择的。皇族具有先天的优越感,而普通庶民地位卑贱。但现代社会基于人口的流动和商贸自由交流的需要,交易双方不受先天的社会身份优越性的影响,而是需要买卖双方自愿交易。在商品社会中,一个人的成功,靠个人的经营,通过个人财富的增殖和扩大,通过个人事业的成功,建立所谓的社会地位。而且,这种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享有高尚社会身份地位的成员不是先天固定的,而是不断在流动变迁;同时,社会评价的标准也在变化。晚清上海的文化名流中,名门望族出身者有之,但远远不及北京、天津。大多数海上文化名流出身很普通,像王韬等人都不是高官和世家子弟。他们个人事业的成功,缘于自己后天的勤奋努力。
第二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上海因为开埠和对外贸易,深受外来文化影响,近代以来一直领中国社会风气之先。以文化事业为例,像张元济这样的翰林人士因为对清政府的失望,毅然放弃南洋公学的职务,不惜与书商为伍,帮助夏瑞芳改组商务印书馆,最终成就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另外,像投身于《申报》以及上海一些报社的华人主笔,不少都是落第士子。但随着《申报》等报刊杂志销路扩大,社会影响力增强,不仅这些华人主笔摇身一变成为沪上名流,而且经济收益也有保证,精神风貌和生活待遇与原本人们想象的落拓文人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社会价值观,驱使那些想在上海立足的文化人大都以一种敬业和个人奋斗的积极姿态投身事业。当然,其粗鄙形式是过于追名逐利,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这是海派文化的消极方面。但积极的方面是海派文化鼓励个人奋斗,创造发明,成就事业。就上海近代文学、文化成就而言,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这种积极的方面占主导,而都是沽名钓誉的消极活动,上海也无法在近代中国脱颖而出成为20世纪中国最有生气的文化城市了。
第三是在中国本土直接展示出现代世界城市的生活经验和想象。上海的立城之本不是本土格局而是世界格局,人们称上海是东方的巴黎、万国之都,立足的平台显然是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的出现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构成部分。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提出一个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是彼此隔绝的。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前,也就是16世纪之前,是世界性帝国时期,那时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一些重要的帝国城市来实现。而16世纪之后,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时期,世界的联系通过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和过渡国家之间不同的资本分工、流通来实现的。资本的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的渗透,往往通过建立一些能够接纳世界资本的桥头堡来实现的。①事实上,从现代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入方式看,正是通过建立一系列的资本桥头堡来进行的。先是香港被租借;后有上海等五口通商,再以后就是沿海地区通商以及通过长江水道进入中国腹地。当1843年上海开埠时,老城厢是上海的中心城区,但随着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建立,上海的繁华腹地渐渐从华埠移到租界,原先外滩的芦苇丛、烂泥滩改造成为上海最具标志性的城区。到上海不去外滩看看,似乎算不得到过上海。上海的城市发展速度,不取决于周边地区乡土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反,上海的经济神速,让很多本土的小农经济快速破产,而让那些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利益集团和商业代理转瞬暴富。上海的宁波商人、广东商人,做的都是与世界资本主义贸易接轨的进出口生意,而不是像原先的徽商,做的都是土产批发之类的买卖,上海商家是广东人、浙江宁波人的天下,这也是世风所致。上海文人大都以籍贯江浙为主,这些沪上文人交往的,已不完全是本土的硕学之士或官员幕僚,而是洋人,栖身之地也是洋人主持的印书馆、教会书院和中外报馆。洋人和他们的文化机构事实上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结伴而来并与之呼应的文化形式。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和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为什么西方传教士要来中国?因为资本扩张需要文化营造投资环境。没有文化的资本扩张,长久看是不稳定的,国际资本的全球化过程相应地也会出现文化全球化的交往形式。现代资本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文化行为,它要确立自己的价值标准,建构自己的文化形态,形成制度保证。称海派文学是洋场文学,只不过说明海派文学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它是国际资本落户上海后中国本土文化的一种变异。海派文学毫无疑问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它不像传统文学那么纯粹,而是以杂为特征,这种杂的外观特征中无一例外几乎都含有西方文化的影响因子。笼统地说海派文学接受西方文化影响,未必有错,但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注意到那些被西方文化所唤起的上海本土文化创造意识,以及这些创造意识是怎样转变成一种普遍的价值标准影响到差不多所有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上海再怎么欧化,毕竟还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与传统中国文化不同了,这种不同是上海以一种现代身份加入到国际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活动中去,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现代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首先是从上海大规模地起步和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