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受到城市的存在，以及它对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城市也成为现代派艺术作品的焦点和审美中心，而现代派文学也基本被目为都市文学，被认为最充分地体现了城市对文学的影响。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较完整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学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样本，一直是城市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黄德志教授的学术著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研究》探讨的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与左翼作家创作倾向相左、创作上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良性海派”为代表、理论上以“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杜衡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全书论述严正、视野宽阔、洞幽烛微、特色鲜明，堪称海派文学研究的新的硕果。
中国的城市文学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掀起热潮，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学因其与上海城市的最直接的关联而成为其中当仁不让的宠儿。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海派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系统性、宏观性较强的研究成果，如杨义、吴福辉、许道明、李今等人的著作。但就整体而言，已有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薄弱之处。可喜的是，《海派文学研究》在弥补这些薄弱之处上有着明显的突破。
一是该书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常见的“文化障目、不见文学”的弊病，而充分尊重海派文学的主体性。已有的关于海派文学的论述，往往特别强调和突出城市文化、都市生态的地位和作用，着重阐释上海文化对海派文学的影响，具有把海派文学作为上海文化的反映和组成部分、并通过前者来证实和丰富后者的倾向。它们在花大量篇幅细密地铺述都市风景和文化背景如何如何、回顾与讨论上海城市面貌与上海文化精神如何如何时，却削弱和淡化了海派文学在整个研究中的主体性。而《海派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始终紧扣住海派文学的主体性、独立性而非只是上海文化附庸的性质，把探讨海派文学的规律作为核心任务而非其他。全书共七章约22万字，仅以一章约十分之一的篇幅阐述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学生态环境，其余则细致辨析海派作家的话语立场、摩登而趋向自由主义的文化心态、文学功能观、题材观、形式观等，还作出了约10万字的“刘呐鸥、穆时英小说合论”和“施蛰存小说论”。全书论述去芜存菁，有物有序，远离高蹈和浮泛，精细而实在，显现出作者作为青年学人可贵的严谨平正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基本功。
二是该书避免了以往研究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上海障目、不见左翼”的弊病，始终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的现场感和真实历史氛围中，在与20世纪30年代政治生态、时代精神、文学主潮、左翼文学和文化的参照或对比中凸现海派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任何意义上的对海派文学的探讨，都需要将海派文学放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语境中进行考察。而“上海”因素和“左翼”因素无论从何角度讲都是此语境中的荦荦大者。然而在以往的海派文学研究中，后者经常沦为前者所排斥、限定的对象而缺席。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30年代主要生发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与上海文化的关系，息息相关，密而不疏，甚至它本身就是上海文化的组成部分。或许一方面因为老上海的“摩登”过于眩人耳目，一方面因为革命和左翼的门庭日益冷落，人们在众语喧哗地讨论和想象上海时，会有意无意地对左翼文化加以漠视和遮蔽，而忽略了左翼文化本来在建构、呈现新的都市文化方面曾是海派文学的同道的事实，典型者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海派文学研究》避免了这种偏颇，在其论述中，海派文学始终存在于与左翼文学的比对语境中。不同于其研究对象海派作家那样在上海城市内部、从纯粹个人性的视角体验上海、迷醉于其声光化电、灯红酒绿，该书作者自己却是一以贯之地以审视、冷静的、宏大的眼光从高处俯瞰海派文学和上海，把海派文学放在一个国际、国内政治社会历史的宏大视野下和背景中来观照。作者不仅在京海之争的光谱中展现海派文学的色彩，而且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政治生态的精当剖析、对时代精神和文学主潮的深刻揭示，着重在与左翼文学和文化的对比和参照中展现海派文学色彩的丰富多变，准确表现了“30年代海派只能在话语霸权的夹缝中生存，只能在边缘处无奈地言说”的内蕴丰富的历史姿态。
此外，《海派文学研究》在文本细读和艺术分析方面，也常常能够推陈出新，往往给人以曲径通幽而又豁然开朗之感，体现了作者具有锐意求新的学术识见。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文学则保存了人对城市的复杂体验，这在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作家那里得到充分验证。穆时英曾借小说人物之口，声称离开上海自己“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穆时英《黑牡丹》)，然而要触摸到海派文学作家们的真灵魂，仅从“上海”为代表的外部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细腻精微的文本细读和眼光独到的艺术分析，方能最大程度还原海派文学作家的形与神。《海派文学研究》在此方面可圈可点，如“刘呐鸥、穆时英小说合论”一章中，作者将刘呐鸥、穆时英放置于同一时空变迁中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比较研究，对两者的叙事内容、叙事方法、人物形象等阐述详尽细致而不流于空泛，任何论点的提出都建立在文本细读和知人论世基础上，做足了对材料的消化吸收和对作品的鉴赏感悟工夫。这样既可以真切把握两者的共性与个性，又可以彰显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和嬗迭蜕变的历史流程，从而拓宽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的场域。该书在诸如施蛰存与“新感觉派”的关系、施蛰存小说的叙事结构、与中外文学的关系、与沈从文创作的比较等方面的阐述，也都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审美感受的敏锐而细腻，对材料的爬梳剔抉也游刃有余。
整体看来，《海派文学研究》不失为一部“既见一叶、又见森林”的较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沧桑今已变，萝蔓尚堪攀”，它让读者得以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历史的丛林中近观海派文学一叶，近观它清晰的叶脉和斑驳鲜艳的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