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现代派承袭了前期创造社的文学向内心掘进的取向，并且以作家叶灵凤为桥梁，把原来附属于浪漫抒情流派的现代主义因素，拓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主义流派。前期创造社的小说，如郭沫若的《残春》、《叶罗提之墓》，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青烟》，陶晶孙的《木犀》、《音乐会小曲》都触及到变态心理，甚至性心理的内在世界层面。郭沫若自称：“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意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意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的奢望。若拿描写事实广度去测量它，那的确是全无高潮的。若是对于精神分析学或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看来，他必定可以看出一种作意，可以说出另一番意见。”叶灵凤时为创造社的“小伙计”，他的《鸠绿媚》描写一个青年小说家抱着一个有“波斯月亮”之誉的异国公主的磁制骷髅睡觉，每夜都梦见这位波斯公主和他相亲相爱的香艳故事，把潜意识、性心理和梦幻交织成艳丽而神秘的艺术境界，它的文化情调是与上海现代派一拍即合的。叶灵凤介绍过西方的现代派作家，如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洛斯特，美国的帕索斯。他认为“现代小说着重于内心分析”。上海现代派聚集和发展了前期创造社，尤其是叶灵凤的这种文学向心取向，施蛰存自称：“大多数小说都偏于心理分析，受Freud，（弗洛伊德）和H.Ellis（英国人类学家霭理斯）的影响为多。”他是以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和霭理斯的性心理学作为窥视人物内心世界的灵敏的透视镜的。从布洛克开列的五种取向而言，这个流派的文化心理是向（二）（三）两种倾斜的。在京派作家倾于民俗、倾于古朴的宗法制农村儿女，和上海现代派倾于性心理、倾于骚动的洋场社会儿女之间，他们对文学的本质、功能和生命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因文化风气不同而对打“喷嚏”在乎势不可抑。也许这并非什么“恶意”，因为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去维护艺术的独立价值，只不过他们的文学渊源和文化心态各执一端，形成各具格局的群体意识罢了。
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标的梦。一个梦萦绕于山水间的清泉，一个梦漂浮在洋楼内的酒浆。当泉水汇入江流，酒意受原野的清风吹拂的时候，梦也就残破，也就苏醒了。它们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错综复杂，展示了文学智慧的丰富层面，同时又不能全然逃避社会历史的动荡冲激。“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们要理解审美的精魂古今代谢的秘密，是不妨透过历史的重雾，往来于京派的牧歌和海派的爵士乐之间的。
作为主潮存在的左翼文学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还有一种作为主潮存在的左翼文学。它采取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积极地参与社会历史进程，推进文学与批判性的政治意识结缘，对一代文学的影响力和对当时社会的震撼力都远远地超出了一个具体的文学流派的规模。它的革命现实主义在茅盾手中显示魄力，在吴组缃手中显示圆润，在张天翼手中显示俏皮，在艾芜手中显示流丽，在沙汀手中显示苦涩，从而在相当广阔的艺术领域显示了它巨大的包容力。鲁迅则以杂文给这种创作方法增添了深刻和犀利，他的《故事新编》在时空错综中跳跃着反讽、变形，甚至怪诞。因此鲁迅曾说过：“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1936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还说：“在当今中国，惟有左翼作家才对知识界具有重要影响。”这里是讲全国性“文艺运动”的情形。运动有运动的力度，却也有它对于非常讲究审美个性的文学创作的局限。运动要提口号，发指令，整齐步调，比如水灾来了大家写水灾，“九·一八”以后不管你有无这方面的体验，也在虚构着抗战文学。这就热情可嘉，却难以产生传世的艺术精品。因此鲁迅对自己后来没有写小说，因“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的创作困境颇多感慨。他甚至认为萧军加入左联的事情，“现在不必进去”，“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这是对艺术奥秘深知三昧的人，在相对个人性的场合讲的真心话。它揭示了“愿”与“能”的矛盾，讲到了强制性指令相对稀松的“外围”文学生态环境。这种困惑中所包含的建设性欲望和思路，是每个处在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时代的人，都应深长思之的伟大遗言。
鲁迅以其深刻的“外围”思想启示后人，单一化和强制性的文学格局，是妨碍“新鲜的成绩”的出现的。因此，经过宽容而博大的文化胸怀改造过的左翼文学的关怀当代社会前进的文学精神和忠诚于真实的态度，于兼融古今文化精华和中外文学有益养分的，又经过与时俱进的改造的京派文化智慧，以及热情关注当代最新文学思潮、形式和信息，采取开放性的试验态度，同时又使之更多关注中国国情的海派青春活力，三者相互尊重和竞争，相互推动和补台，将有可能共创现代中国充满创新元气的文学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将提供丰富的可能性，从各个侧面释放出文化本土智慧和世界智慧的潜能，包容千姿百态的艺术个性创造，使现代中国的文学呈现出东方神韵、大国气象和世界胸襟。倘能对此有点绵薄的贡献，也就是我们对现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当代价值了。（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