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标的梦。一个梦萦绕于山水间的清泉，一个梦漂浮在洋楼内的酒浆。当泉水汇入江流，酒意受原野的清风吹拂的时候，梦也就残破，也就苏醒了。
它们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错综复杂，展示了文学智慧的丰富层面，同时又不能全然逃避社会历史的动荡冲激。——杨义
当20世纪30年代前期，北平的“京派”作家在大学公寓中闻到“十里洋场”的酒气肉味，上海现代派作家在租界亭子间中闻到明清古都朴野恬淡的风气的时候，他们都不禁鼻子痒痒的打起喷嚏来。1933年9月起，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年后他似乎感觉到流派羽翼已丰，或南北文学格局已趋于明晰，于是就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拈出京派海派的话题。这就是发生于1933年至1934年间，一方是北平的沈从文，一方是上海的杜衡的“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文化的差异引发了争论
文化的差异引发了这场争论。文化的差异又渗透在这场争论的方式之中。早在6、7年前，已经渐渐带点京派精神领袖味道的周作人，就写了《上海气》一文，奚落上海多的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乐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周作人自称心里潜伏着“两个鬼”：绅士鬼与流氓鬼。这种骂座不敬式的文化批评，这种对上海气的鄙夷，是“流氓鬼”的表现。但是一旦面对具体的争论对象，沈从文倾于采用“绅士鬼”的态度，这位年轻的“京派”的理论家带有明清帝都的古朴之风，即使是争论，也具有宁静、恬适和随和的风度，仿佛一位谆谆善诱的教师爷在规劝着一个调皮促狭的学生，仿佛一位眉宇清明的艺术之神谛视着骚动纷扰的人世间。揭开这场论争的，是沈从文发表于1933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章《文学者的态度》。他写得那么亲切自然，先从身边的厨子写起，“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在主仆间互致敬意，彬彬有礼之中，他引导文学者以这个诚实的下等人对待职业的态度为态度，认为：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哪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须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沈从文对海派的批评
沈从文自然是讨厌“海派”作风的，但他在批评“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的态度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拉上北京的人物作为陪绑，以显示公允平正并无门户。他指出：“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