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近照
“来上海之前我以为上海是一个很洋派、很西化的城市。来上海之后我发现其实上海在文化上，生活上都很保守。”在作家张生的眼中，无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大都市，还是今天中国经济的龙头，上海始终是中国的上海。
性格之一：分寸感
或许有人对张生所提及的上海在文化和生活上的“保守”而感到不解，张生对此解释说：“我说的保守不0是贬义词，而是指一种分寸感。”
1996年奥美选了三个城市做了一个广告，里面提到，深圳是最大的村庄，但却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北京不用说，是龙虎聚集之地，而上海是生活在橱窗里，是展示给别人看的。
“这个广告的观点很有意思，很多人认为上海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但是，实际上，上海虽然做了很多西式的橱窗，但打开橱窗，里面还是中国式的庭院。”张生说。
“真正接触上海之后，我们会发现上海人非常讲究分寸感，而且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非常讲究进退和礼仪，这是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江南文化对上海人精神深处的影响。真正的上海老百姓很注重传统节日，教育出的孩子也比较有礼貌，讲规矩。当然在上海嬉皮愤青也有，但是没有其他城市那么张扬。所以当外地日渐丧失分寸感的时候，上海很好地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它虽然外表很西化，但是心很中国。”
“当然，这种分寸感有利有弊，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束缚上海的发展，使得上海缺乏创造力。现在的上海，很有分量的作家、艺术家很少，大的文化事件发生在上海的很少，最强大的音乐、美术、出版、媒体等资源都不在上海。”张生说。
性格之二：开放与包容
1989年第一次来到上海的张生，是河南焦作人，但是现在无论外地的还是上海的媒体都把他列为了上海作家或教授。“有句话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想换一种说法：上海为人人，人人为上海。成为上海作家、评论家，是不需要谁批准的，只要你生活在上海，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家就认为你是上海的学者，这也反映了上海的包容性。”张生说，在上海文化空间里，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虽然它可能不喜欢、甚至讨厌某些人和事，但还是比较能够容忍异端，容忍离经叛道的事情，这是其他很多城市所没有的性格。
张生曾经游历过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初至上海，他曾觉得当时的上海年轻人、中年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心态上都是比较闭塞的。他们对外地缺乏了解，别人一说外地好，他们就会质疑。对于来上海的外地人他们也比较排斥，公交车上售票员报站用的都是上海话。外地大学毕业生到上海的很少，人口流动性缺乏。张生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当时户籍制度等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
“但事实上，这种封闭的心态并不是上海本身所固有的城市性格。我想，在中国大陆这么多的城市中，大概只有在上海，一个来自外地的人才可以找到带有自己家乡名的路名。”张生说。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就非常开放，许多学术、文学青年纷纷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所谓的上海作家，比如张爱玲、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也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到了今天，上海人的心态越来越开放了，很少有人在大街上说乡下人、外地人了，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上海。
“周立波不也曾在表演时说：‘上海瘪三搬出去，外地大款搬进来’，这种自嘲也是需要勇气的，是开放心态的证明。整个城市经过轮回后，越来越健康了。”
性格之三：崇尚成功
“我觉得，在上海这座城市只要有才华是不会被埋没的。上海人对想象中的发达地方会景仰和追求，同时也很敬佩成功的人。这也是让我非常喜欢上海的原因之一。”张生说，在上海，不管来自何方，只要在你的专业领域里做出成绩，都比较容易得到认可。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场虽尚不成熟，商业竞争却十分残酷。洋商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之间，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竞争手段、激烈程度都给人以震撼。上海，商家必争之地，谁能立足上海，谁就意味着拥有财富。上海是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在这熔炉里，培养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作为中国现代商业的精英，上海商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业手段之繁杂、经营思想之宽阔，令各地商人惊叹。也正是由此，使得上海人的性格中带有对“成功”的敬仰和不断追逐。
但张生同时也指出，上海人对于成功的标准比较单一，人们更习惯于用金钱去衡量一个人，这更加强了上海的商业色彩。在上海生活，很多人不知不觉被异化了，有了一套房子后还想买第二套房子，迷失了生活的本意，反而使人更加势利，失去了很多闲暇的空间。
性格之四：多层次的文化形象
每个人对上海都有一个自己的想象，很多不了解、不熟悉上海的人对上海的印象主要来自书籍或影像资料，他们认为上海就是张爱玲笔下，王家卫电影中那个奢华的上海：一个很西化、很洋派的城市。但是随着上海更加开放，外地人与上海人的交往越多、越深，会越有自己的看法。
“这些年国内外大众和媒体都有一个情不自禁的看法，认为张爱玲代表了上海的文学精神，这一点我不是很认同。”张生说，经过张爱玲以及一些新感觉派作家对于上海物质生活的描述，上海的形象被固化了，抽象化了，成为一个比较精致但又小气、算计的城市。但是这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眼中的上海，人们忽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拥有茅盾、鲁迅等作家的更充满活力的上海以及他们眼中的上海形象。
追溯缘由，张生认为， 1949年以后，中国人包括上海人开始缺乏私人空间，生活变得公共化，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慢慢反弹，从公共空间回归到私人生活。那么张爱玲其实是一个擅写私生活的作家，在她的创作高峰期，家庭、爱情是她写作的主题，她不只是在写上海的物质外壳，更多写了上海人的心态。于是，在私生活匮乏的年代里，张爱玲的私生活写作恰恰与人们要求私人空间的愿望相吻合，也迎合了很多人对上海的想象，所以受到了一大批读者的追捧。
“所以，我认为近年来张爱玲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代言人，这方面是很大一个原因。”他说，但是，上海文学或者说海派文学的特质是由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么多作家共同打造的，张爱玲只能代表某一阶段。随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享受私生活后，会重新注重公共空间。
背景资料：
张生，男，1969年生。河南焦作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曾于200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做访问学者。上海市首届及第二届签约作家。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地铁一号线》，《乘灰狗旅行》，长篇《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倾诉》及《个别的心》，随笔集《可言可思》，译有《文化理论关键词》，《权力的精神生活》，《美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