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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什么样的生活更幸福
• 2010-04-29 • 来源:东方网

 

概要:我们的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一个好题目,却也是一道难题。历史走到21世纪,速度和效率几乎提高到无限,时间和空间的可能性都将被穷尽,当我们克服了惯性,沉静下来,也许会有一丝茫然:幸福究竟是什么?感谢世博会给予行动中的人们一个思考的时刻,审视我们的目标和理想,再次提醒我们什么是我们真正要的。

世博会即将来临,是国际社会交给上海的喜庆日子,同时也交给上海一份试卷,这份试卷的奇妙在于,由我们自己出题,然后由我们自己回答,要求却是明确的,那就是要给人类生活的精神增添新的内容。我们定的题目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以为这是一个好题目,却也是一道难题。历史走到二十一世纪,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关系不断进步,财富积累、从实体膨胀到虚体,人类文明似乎已经无所不能,许多神话和寓言变成现实,梦想成真。速度和效率几乎提高到无限,时间和空间的可能性都将被穷尽,当我们克服了惯性,沉静下来,也许会有一丝茫然,幸福究竟是什么?感谢世博会给予行动中的人们一个思考的时刻,审视我们的目标和理想,检验初衷,重新提出幸福的观念。各民族的古老传说里,当主人公经历坎坷,努力奋斗,再加上好运气,终于化险为夷,或者苦尽甘来,抑或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最末的一句话总归是——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的生活。现在,许多原始的困苦不再成为困苦,于是,幸福这个原始的词汇也变得模糊了,那么,就让我们追根溯源,寻找存在于生活中的那个最基本的价值。

人类在文明的历程中,逐渐从漫游到定居,又从涣散聚集起来,这个聚集的地方就叫“城市”。机器的发明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贸易调配各种需求,社会分工则平衡人们能力的差异,使得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城市给予了生存平等的可能性。我的职业是写作小说,所以习惯在小说以及其他的虚构艺术中寻找社会生活的材料。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是一个农民,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地,怎么失去的?老舍没有说,那个时代,无非是灾荒和兵祸,于是,来到北京,到北京干什么?拉人力车,凭一身好力气,单打独挑,尚能活下去;茅盾的“林家铺子”,在江南小镇上,面对四乡八野的低消费,农业的萧条使得这微量的消费都压缩了,巨大资本进入,从根本上颠覆了小本经营,终于倒闭,破产的林老板去了哪里?茅盾先生没有说,我想大概是去上海,上海地场大,需求也大,出路也就多;巴金的《家》,新青年觉慧,抱了满腔的热望,要去拯救上世纪初腐烂的社会,结果连身边至亲的人都救不了,甚至于他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爱情都没有保住,失望的觉慧离开了那个铜墙铁壁的家,乘船溯流而上,小说写道:“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这城市叫什么名字,作者没有说,但是,我们都知道,巴金先生来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的小说《伤逝》,子君和涓生的自由结合,是发生在北京吧!他们那个同居的小家安在了吉兆胡同里,市井坊间虽然不免有闲话,可到底也不能过于干涉,最后的失败,是败在涓生自身的颓唐,他担负不起鲁迅先生对爱情的期望;多年之后,《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和余永泽也是在北京同居,一套中国式的小公寓,遗憾的是,由于政见不同,他们没有将这新式爱情坚持到底……我想说的是,城市的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有能力走出传统伦理的秩序,放弃一切物质和精神的遗产,独立生存。换一句话说,城市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空间,不仅是强者,弱者也可在一定程度获取和实现自身的价值。

我们可略微回顾一下女性地位的转变——1900年,美国纽约成立“国际女装工人工会”,为女工主张权力,是国际三八妇女节的起源。这一个初级的男女平等条约产生的背景,就是工业化,女性与男性不同量级的体力,在机器上消弭了差异。我曾经在上海的民俗资料里读到过一首当年缫丝女工民谣:“栀子花,朵朵开,大场朝南到上海,上海朝南到外滩,缫丝女工好打扮,刘海发,短袖衫,粉红裤子肉色袜,蝴蝶鞋子一双蓝,左手带着金戒指,右手提着小饭篮,……”可以见出自食其力的女性是如何自得的面貌,对比另一首华北平原乡间民谣:“小白菜,地里黄,三两岁上没了娘,跟着爹爹还好过,只怕爹爹娶后娘……”没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又是何其可怜。社会的现代化可说是随城市发展而进行,女性受启蒙受教育,在这个不单纯依凭体力的世界焕发出各种潜能,越来越具备与男性竞争的条件。

再有,残障人的权益。这一个群体需要在高度合作的结构中,方能够自立然后体现尊严。二零零七年,上海曾经承办过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有一个节目,是以诸多人体连成一道血肉长城,两名脑瘫残障者分别从两端攀上“长城”,向前攀爬,跋涉中,身下的“城墙”屡屡伸出手臂,扶助他们,推动他们,不让倒下,众志成城,终于到达顶峰。这可视作一个象征,象征着协作,互动,能量相加然后重新分配,达到全部启用。以此推论,年老,体衰,疾患,竞争不力而失败,等等弱势群体都可能也应该拥有生存的保障。而城市是可较大限度集中社会资源,合理进行配置,让每个人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中共享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以为,这就是城市的科学精神和人道意义,我们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是将这精神和意义发扬光大。  

我曾经参加过世博中国馆的主题讨论,有一个有趣而令人感动的事实,那就是各种方案和建议,无论出发和角度,形式和手段有怎样的不同,可是,就好像千条江河归大海,当描述城市的理想的时候,不约而同,都刻画着民生安乐民计兴隆的景象,一个小康社会的具体生动的景象。不由想起在纪念邓小平生辰的日子里,读到和看到的这位国家领导人的家庭生活画面,那是如何温暖和合的居家的气息,含饴弄孙,天伦之乐。关于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大约就来自这位老人对生活和人生的认识。他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激荡的政治斗争,有过亲人离散的遭际,在晚年享受着快乐的家庭生活,他最懂得什么才是幸福。在这时时处处都发生着很眩的事情的时代里,人们并没有丧失清醒,还保持着朴素的幸福的观念,这是事情的发轫之初,它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方向。还是要感谢世博会,它给我们一个机会,梳理人类文明走过的道路,检验目的,再次提醒我们,什么是我们真正要的。世博会是一个世界的大节日,主宾双方都将极尽努力和热情,献上最美好的礼品,万物汇集,竞相交流,凡此种种,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让生活更美好。

  

背景资料:

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现为上海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4年生于南京。曾任《儿童时代》编辑。1987年进入上海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著有《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荒山之恋》、《69届初中生》、《流水十三章》、《米尼》、《我爱比尔》、《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遍地枭雄》、《月色撩人》等大量小说,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作品。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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