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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委员谈食品安全:从道德重建入手
• 2015-03-06 • 来源:中国网
标签: 视屏安全 道德 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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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3月6日讯(记者 段留芳)“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最近举国都关心食品安全问题,因为这个领域的违法犯罪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开始人们谴责无良商贩,后来发现农民是共犯,奶农炮制三聚氰胺毒牛奶、禽农用苏丹红腌制咸鸭蛋、姜农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种植毒生姜,已经激起了最大范围的共愤。食毒泛滥,不仅仅是惩处力度不够,而且是人性的缺失、良知泯灭,因此,治食毒,还须要从道德重建入手,通过唤起人的良知,使人性成为寄放道德的天堂。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在《食品安全呼唤道德重建》提案中建议,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要从受教育的实际出发,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胡卫委员在提案中提到,“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最近举国都关心食品安全问题,因为这个领域的违法犯罪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开始人们谴责无良商贩,后来发现农民是共犯,奶农炮制三聚氰胺毒牛奶、禽农用苏丹红腌制咸鸭蛋、姜农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种植毒生姜,已经激起了最大范围的共愤。

造成毒食泛滥,肯定有制度缺失,也有监管缺陷,拾遗补缺迫在眉睫。可是,换个角度,监管不是无所不在的。人类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是无人监管的。如果无人监管,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投毒害人吗?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期间,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和不计其数的纷争战乱,但是社会上礼崩乐坏再严重,民间仍然保存着丰厚的道德积淀。因为那是我们最后的指望。

然而,当今农村的父老乡亲和无良商贩,生产、贩售毒食时,几乎都安之若素。这实在和我们30年来过度追求GDP有关,重经济效益、轻社会建设,见物不见人也带来的恶果是:民间社会弥漫着对权力和金钱的崇拜,信仰缺乏,道德滑坡,不了解作为社会个体对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还不止是食品行业。环顾四周,可谓满目疮痍,体无完肤。奶农、禽农、姜农之恶,与盗车贼不假思索扼死车上啼哭的婴儿有什么区别?与大学里同学同室操戈向室友下毒的行为有何区别?和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出现的学术造假、论文抄袭有何区别?和百姓痛诋的贪官污吏又有什么区别?

为了利益,谁都可以罔顾国法公权与私德。如果,每个行业、每个社会角色,都滥用自己的“权限“来填欲壑,对同胞无手足之情,对残害他人无愧疚之心。这还是中华民族藏礼于野的沃土吗?

因此,治食毒,除了落实最严的准入,最严的执法,最严的监管,最严的处罚,最严的问责外,从长远看,更要花大力气加强社会建设,净化优化社会风气,并通过教育涵养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民族的精神、道德土壤。因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要看其GDP,也不在于能否生产原子弹,而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法治背后的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也是一些国家由恶从善走向强盛,一些国家由善从恶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

因此,胡卫委员给予了三点建议:

1、治民必先治官。

过去一提依法行政,就是依法治事、依法治。包括我国和上海出台的有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政策,主要条款规定都是管民、治民的。殊不知,法律法规对公民合法行为认可,对公民违法行为限制的前提必须是对官员、公务员合法行为的认可和对违法行为的限制,这方能体现依法行政的本质,即依法治权、依法治政。

我国社会潜规则盛行,连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都看出来了,他说,在中国能通过关系办成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经解决。所谓“公事私办,正事闲办,好事偷办”,究其原因,一是制度有漏洞、有弹性;二是对权力监督远远不够,权力在一些掌握权力的人手中变成了交易的工具。无良商贩、奶农、禽家、姜家等之所以胆大妄为,某种程度上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监管不力、潜规则盛行助长其侥幸心理有关。为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对权力进行约束,使其在有序规范的轨道上行驶。

2、完善社会组织。

食品安全管理不能仅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能水多了和面、面多了掺水,不断增加管理人手。政府要尽可能将食品安全管理权“还给社会有机体”,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社会成员只有真正参与社会的公共事务,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才能形成并获得提升。

从食品行业中介组织发展的现状看,既培育发展不足,又规范管理欠缺。这是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通病。表现在于一些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以往长期计划经济造成的政府垄断仍有强大的影响,带来的巨大后遗症是,社会中介组织的领导继续用一种行政心态和习惯来理解和行使社会管理权,从而使承接政府度让出来权力的社会中介组织成为“二政府”,因此,当前要逐步推行社会中介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律,使其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探索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重点培育优化咨询科研类社会中介组织、行业自律性社会中介组织和鉴证评价类社会中介组织等。政府要退出市场,但又不能允许“二政府”扰乱市场。

3、弥补道德缺失。

食毒泛滥,不仅仅是惩处力度不够,而且是人性的缺失、良知泯灭,因此,治食毒,还须要从道德重建入手,通过唤起人的良知,使人性成为寄放道德的天堂。

首先,要让德育从天上回到地上。过去,我们树立的道德榜样,不是见义勇为,就是舍己救人,超出了常人可接受和学习的范围,导致了德育的空泛,进而造成道德缺失。今天我们需要弥补的不是高尚、不是伟大,而是基本道德、基本规范,譬如要把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诚实守信、平等待人、知足感恩等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中国古人讲究“仁义礼智信”,讲究“忠恕”和“孝道”,偶尔还信点鬼神,做了坏事怕遭报应。这背后实际蕴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

其次,德育不能停留在空洞的自上而下的说教上,而是要通过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入脑入耳,并转化为行动。举个例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圣陶、黎锦晖、王云五、徐应昶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深感要使中国强盛,提升少年儿童的启蒙教育迫在眉睫,于是,纷纷出面撰写少儿读物,用学养和思想滋润孩子。不仅大学者编小读本,更难得的是编撰的态度,他们一反传统读物长辈式、说教式的口吻,而是平视孩子,“蹲下来与小朋友对话”。语言通俗易懂,故事深入浅出,潜移默化地实施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当时的启蒙教育的理念、做法依然值得借鉴。反观当前德育教育、我们的投入不算少,但收效甚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德育停留在德目教育和自上而下的说教和灌输上,而且随意性极大。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要从受教育的实际出发,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总之,治食毒,不能只依靠政府,也要求助于社会,只有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民间才能成为道德底线的最后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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