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日，打工春晚录制进入尾声，照例是历届打工春晚的压轴节目——全体大合唱《劳动者赞歌》，孙恒（中话筒）和许多（右话筒）带领台上台下的人一起歌唱并且挥动着手臂。（本刊记者魏尧 摄）

 

即将于春节期间在网上播出的打工春晚，以乐观的精神展现了农民工群体的艰辛与梦想

 

2015年2月1日，第四届打工春晚在北京9剧场进行录制，来自北京、广东、江苏和台湾的一百多名业余演员参加了演出，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各地工厂的生产线上，参加表演的三十多位儿童演员也都是打工子弟校的学生。

因为是业余演员，缺乏演出经验，原本计划3小时的录制时间被拖到4个多小时才录制完成，但是台下的观众却一直为他们鼓掌叫好，到每年都会作为压轴表演的大合唱《劳动者赞歌》响起时，观众们更是全体起立，同台上的演员们齐声合唱。

2015打工春晚将在羊年春节期间在互联网上同观众见面，鉴于前一年的晚会在各个视频网站已累积获得了逾千万的点击量，今年的晚会很可能会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打工兄弟把歌唱

春晚是中国文化市场上一个独特的现象，每到中国农历新年，各家电视台都会推出自己的联欢晚会节目，花重金请来明星加盟演出，其中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在过去三十年里受到最多中国观众的喜爱。

同这些电视台春晚不同的是，打工春晚完全发自民间，从2012年第一届打工春晚伊始，每一届晚会的主创人员都是各地打工者，不管是唱歌跳舞还是说相声演小品，舞台都不是他们的专业，下了舞台，他们穿上工装，就成为中国近3亿农民工当中的一员。

2015年的打工春晚总共有21个节目，包括歌曲、舞蹈、相声、小品和诗朗诵，其中只有两个节目的演员是职业歌手，其他均是一线工人了与电视上形形色色的各台春晚迥然不同的气质。

1970年出生的周宪寿2000年从河南老家到江苏苏州打工，十多年来一直在做摩托车维修，业余时间自学吉他和唱歌，经常在苏州参加一些民间文艺比赛，据他讲自己在当地“小有名气”。他在本届打工春晚上身着平时的工作服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打工兄弟把歌唱》，讲述了自己离开家乡外出打拼，抒发思念父母妻儿的感受，赢得台下热烈掌声。尤其是表演结束后，他跟晚会节目主持人崔永元互动时，略显木讷的表现引发了台下阵阵笑声。

崔永元是中国最知名的节目主持人之一，从第一届打工春晚开始，他就站在舞台上主持晚会，他的名气为打工春晚的推广做出不小的贡献。2月1日，同他站在一起的两位女主持王福菊和丁丽都是来自南方的工人协会的社会工作者，她俩在从事社会工作之前，同样也有着打工的经历。在舞台上，崔永元通过娴熟的主持和语言技巧调动着观众情绪，并一次又一次为农民工群体呼吁权利实现，同崔永元相比，两位通过网络海选成为主持人的姑娘则显得很紧张，晚会刚开始的时候，丁丽甚至双腿在发抖，但正如她在网络竞选时所说，她曾经的女工身份让她知道工友们想的是什么，四名打工子弟校的学生在表演完诗朗诵《北京，我来了》后，她在舞台上控制不住流泪，并在崔永元的鼓励下发表了一大段关于打工者权益的想法，博得台下观众长时间的掌声。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数量庞大而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几代打工者放弃农村生活来到城市，进入工厂，成为生产线上的基层工人，他们付出了辛勤努力，同时为中国GDP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这个群体却长期遭受轻视甚至歧视，其权益时常受到损害，主要体现在劳动强度大，薪酬低，缺乏正常的社会保障等方面，而中国的户籍制度又让他们很难获得同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2010年一年，以代工生产苹果电子产品而闻名的台湾富士康公司设在广东深圳的厂区内，接连发生了14起工人跳楼自杀的骇人事件，打工者的权益问题也因此而前所未有地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来自深圳的张峰是“工厂五角星乐队”的鼓手，他和乐队成员为今年打工春晚带来了歌曲《工作8小时》，作为这首歌的创作者，张峰2012年从湖北老家去了深圳，曾经在富士康深圳厂区工作过两年。他对记者说：“8小时工作之外的加班成为一种福利，因为只有加班才能获得更多报酬。”谈及富士康工人的跳楼事件，他认为很大原因在于“工厂里的年轻工人过于孤立，生活单调无味，内心的压力没有释放的渠道，而可能直接导致跳楼的那根‘导火索’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

从富士康离职后，张峰进入了当地一个面向工人的“公益学堂”，他在那里为工友们教授吉他和鼓。25岁的他也是在这所学校里，从许多大学生志愿者那里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工人权益的知识，他在同记者的交谈中，经常会冒出“社会责任”、“劳工权利”一类的词汇，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

他认为，让工厂里的年轻人拥有更多的文化和社交活动，对于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打工者的呐喊

打工春晚的演员名单里，很多像张峰这样的演员都是本届打工春晚的总导演许多在深圳同工友组织交流并进行节目选拔时看上的，一头略显杂乱的长头发让许多看起来跟一般工人不太一样，事实上的确如此，他并非生产线上的一线工人，而是北京工友之家的一名专职社会工作者。

最近半年，许多的主要工作就是打造2015年的打工春晚，作为总导演，工作并不轻松，他从2014年9月就开始为新一年的打工春晚忙碌。2015年1月7日，当记者在北京工友之家所在地皮村见到他时，他正处在晚会筹备最忙的阶段，距离节目录制不到一个月，“一些节目还没最终定下来”。许多在这场特别的晚会筹备中，除了统筹全局，自己还创作参演了一个小品。他说：“打工春晚还是想对一年来中国工人群体的发展有一个回顾，讲真实的工人生活，希望对这一年的工人活动做一个反思。”

“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这是当年新工人艺术团成立初始就定下的宗旨，在许多看来，这个宗旨意味着“用歌声呐喊出工人的声音和委屈，以及对现实的反思，首先应该发声才能更好地为工友维权。”而越来越红火的打工春晚无疑是一个面向更多观众和群体的良好平台，足以发出够大的声音，让社会管理者和普通民众都能听到。回顾打工春晚这四年，许多觉得社会正在发生着变化。

2012年1月，在组织过几年“新工人艺术节”的基础上，第一届打工春晚在皮村举行，剧场是皮村工友们自己搭建的，设备简陋，甚至都没有采暖设施，在北京的寒冬中，一百多名观众跺着脚看完了演出，上传到互联网上后10天内点击量接近50万次，并很快引起了各方关注，之后几年这台晚会相继得到了朝阳区文化馆、朝阳区委、北京市总工会以及全国总工会的支持，2015年的打工春晚在朝阳区文化馆旗下的9剧场录制，并且文化馆还免费为晚会提供了灯光舞美等硬件支持。

即便受到多方帮助，这台晚会的成本还是尽量在压缩。许多介绍说：“我们总共花了10万元左右，主要是用来支付外地演员的往返路费和在京食宿，其他的支出我们也尽量压缩，就连化妆师都是请来的志愿者。10万成本中的7万元是通过网络众筹获得的，另有3万元是依靠一些社会基金会赞助的。”一台晚会，10万元的成本，可能还不及一些演艺界明星身着的一件华丽裙子值钱，不过对于许多和广大打工者们来说，意义自然完全不同。许多从这些演员的身上，仿佛看到自己从家乡来到北京经历的梦想演变。

1999年，从浙江海宁怀揣音乐梦来到北京的许多在地下通道里卖唱，几年下来，明星梦并未实现，反而是机缘巧合下，他自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2002年，许多同王德志、孙恒等人结识，几个“文艺青年”志同道合，决定将自己的文艺理想同工人权益事业结合起来，“打工青年艺术团”（后改名为新工人艺术团）和“北京工友之家”在当年成立注册。

与许多的经历类似，王德志和孙恒也都是因各自的“文化追求”来到北京的。1995年，18岁的王德志揣着从家里偷出来的700元钱，从内蒙古坐火车来到北京，他梦想着能在央视春晚上说相声，他可能没想到20年后他真地能够站在另一台春晚上说着自己创作的相声。孙恒原本在河南做音乐教师，1998年背着吉他北上进京，也想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

同为北漂一族的他们开始结伴参加演出，有一次在建筑工地为建筑工人们演出时，他们倍受感触，从此开始了为工友写歌唱歌的演艺生涯。

2005年，拿着出唱片的7.5万元版税，他们在北京朝阳区城乡结合部的皮村租下了一块场地，以此为根据地发展壮大，到2015年，北京工友之家已有超过100名的专职人员。在这个距离首都机场不远总是有飞机掠过上空的村庄里，许多他们建起了打工子弟学校、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图书馆、爱心超市，并且办起了打工者自己的艺术节。

 

皮村实验

打工春晚的录制现场朝阳区9剧场位于北京高楼林立的CBD地区，与北京工友之家大本营、同处朝阳区的皮村直线距离仅有15公里。然而皮村却是一个典型的依托低端产业发展起来的城乡结合部村镇。

目前皮村大约有2万居民，大多数都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在皮村大大小小的家具建材作坊里打工，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为这些打工者提供着基本的衣食住行娱乐服务，商业街之外几乎全是砖砌的两层小楼，住着操各地口音的打工者。

2005年，孙恒、许多他们找到这里的时候，用第一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的版税租下了村内原公立小学的旧址，经过他们和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一所打工子弟校---同心实验学校成立了，很快在皮村的一座院子里，工友活动中心也成立了，图书馆、博物馆、剧场也一间一间地建立起来了。

现在，工友活动中心每晚都会聚集许多在皮村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在爱心超市里挑选廉价的服装，这些服装都是通过募捐得来，且质量合格；定期更新馆藏的图书馆也向工友免费出借图书；节假日时，工友之家活动中心的大院里，会举办各类文艺活动，每年工友之家都会举行新工人艺术节，大家聚在一起唱自己写的歌。唱歌无疑是工友们最喜欢的文艺形式，每周六在简易的剧场里，工友之家的员工李向阳都会组织工友们唱KTV。

31岁的李向阳在打工春晚上既唱歌又跳舞，一人出演了多个节目，可谓是皮村最著名的文艺明星。他在工友之家工作有两年多了，这是他2007年高中毕业从老家甘肃白银来北京后干的最长的一份工作。北京足够大，他干过保安、服务员、快递员、工厂临时工等，甚至在一些民间艺术团里当过演员，但他说那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直到来到工友之家，他开始觉得生活很快乐，在KTV活动中，作为组织者的他总是在热场演唱时故意出些状况，能迅速调动起大家快乐的情绪。

同样是工友之家的专职员工，28岁的王博展现出跟李向阳完全不同的气质。2012年大学毕业后，学计算机专业的他选择了社工这个职业，2013年一年，他在中国各地的10家不同领域的NGO做志愿者，北京工友之家曾是其中一站，经过一年多的“游历”之后，他回到北京，选择留在这里工作，同时也成了同心实验学校的一名老师，教孩子们社会课和体育课。

谈及北京工友之家跟别的NGO的最大不同，他说：“我们本身都是打工者中的一员，所以我们不是来这里解救农民工，而是和大家在一起，用自助的方式从内向外去寻找解决的办法。”正因如此，许多、李向阳、王博他们将皮村的工友们很好地团结在一起，除了享受文化活动之外，也通过法律援助、集体协商等方式维护他们工作和生活中具体的权益。

王博谈到打工者在城市遭受的歧视，除了工资待遇和用工环境等方面，其实还体现在享受文化和教育权利方面。虽然政府在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就读问题，但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目前依然难以获得同城里孩子一样的受教育机会。

同样的，一旦离开皮村这块“试验田”，农民工能去哪里找到一处专为工友们开设的KTV场所呢？张峰告诉记者，在深圳富士康庞大的厂区周边，有很多特殊的KTV，就像一个个电话亭一样，进去以后投一元硬币，就可以拿着话筒在封闭狭小的空间里唱完整首歌。这种KTV十分流行，能反映工人们对文化消费的渴求，但张峰说：“我很不喜欢这种形式，因为它没有交流，没有互动，就跟工人平时工作的状态一样。”

张峰和他的乐队成员此次来北京参加打工春晚，也专程去了皮村的文化活动中心感受了一下，他们都觉得“皮村是个好地方”。前三届打工春晚的总导演王德志曾经说过：“打工春晚要通过乐观的表达，让大家看到艰苦生活中的希望，而不是总是苦哈哈的，那只会让人绝望。”很多时候，在皮村进行的文艺活动会用一种软化而又快乐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参与其中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皮村无疑正在进行一场社会发展的实验。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中央党校刘忱副教授在打工春晚现场观看了节目，她说：“打工群体是中国社会最具活力、创造力和未来的一个群体，我希望有一天带中央党校的学员去皮村上一堂社会课。”

中国社会科学院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卜卫对皮村的这一系列工人文化活动和儿童教育活动有着深入的参与和研究，她十分认可这些活动，对于这一代“新工人”和他们的子女来说，参与更多的集体文化活动，为他们获取城市身份认同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政府也已逐渐认识到基层文化活动对于农民工群体的重要性。2015年1月21日，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态“将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群体文化权益，使文化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桥梁”。卜卫向记者介绍，学界建议中国政府除了直接办文化活动，还应多采取购买文化服务项目的形式来支持更多的像北京工友之家这样致力于打工者文化活动的社会团体。

崔永元在主持节目时面对坐在观众席二楼的文化主管部门嘉宾们提出了“政策能落实”的希望，这样的声音会通过打工春晚在之后的传播中影响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