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接受采访。  （本刊记者 王祥摄）

   

无论是在长达十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生涯中，还是在作为安南基金会主席的现在，科菲•安南一直以来的梦想都是希望所有人都能生活在一个更加美好与和平的世界。在4月21日接受《北京周报》的专访时，安南说：“要让我们的世界更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常常会忘记，在那些让我们产生分歧的事情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让我们团结。”在专访中，安南就联合国在解决国际冲突和争端方面的作用、中国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贡献、非洲近期面临的安全挑战、中非合作等一系列热点问题，畅谈了他的观点。访谈摘录如下：

 

《北京周报》：今年联合国迎来了70周年庆祝活动。在解决国际冲突和争端方面，联合国如何避免被如G20峰会、G8峰会、伊朗P5 + 1组织等其他多边机制边缘化呢？

安南：联合国始终重视区域组织发挥的作用，事实上，有些问题在所在区域内能够更好地得到解决。联合国一直与G7、G8、G20等组织一道进行有效地合作。我希望这些机制的出现是一个信号，表明某些强大的国家意识到他们应该承担特殊的责任，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以应对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作为联合国组织的一种补充，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那么这将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如果他们一定要相互竞争，排出次序，就会产生问题。还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这种状况。

 

《北京周报》：作为前联合国秘书长，您如何看待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中不断变化的作用？

安南：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大国，并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其他地区，中国有责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安全，我认为中国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们看到，中国不仅为非洲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努力，还在亚洲有很多投资，并且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都是中国做出的积极贡献。同时，我认为中国与非洲之间还可以在更多领域上加强合作。

 

《北京周报》：鉴于近期青年党袭击肯尼亚大学，恐怖组织博科圣地不断在尼日利亚和中非制造恐怖事件，您认为一般情况下非洲大陆作为一个集体应如何更有效地应对武装攻击和安全威胁？

安南：对发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恐怖事件我深感遗憾。我认为各国政府间必须通过共同努力来遏制这些恐怖组织制造事端的机会，并确保他们无法把对方领土当作一个避风港，无法使用银行系统转移资金，无法与国家内部犯罪活动相互勾结。

极为重要的是，各国政府要联合起来打击恐怖犯罪，比如尼日尔、乍得、 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军队联合打击博科圣地组织，东部非洲也采取类似行动打击青年党。但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并非一夜之间可以做到，需要各国付出长期的努力。当然，政府也不能总是只依靠武装力量来解决，而是应该向公众说明事情进展，尝试其他的解决方案。目前，在打击博科圣地组织方面似乎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时间会证明一切。

中非共和国面临的问题非常棘手，很多问题来自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二十年前卢旺达和整个地区也曾面临类似问题。联合国一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设有特派团。我希望非洲各国政府与其周边国家，能够找到消除冲突的方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国际组织支持，这样才能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把重点放在为人民谋福祉上。我不认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无法解决。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它也一定会到来，我们必须抱有希望。

 

《北京周报》：最近南非出现排外暴力骚乱。这是否会对非盟一体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安南：我感到非常难过，这是个悲剧。这是经济出现困难时才会出现的事件。因为失业而无所事事的人们会非常沮丧，他们会质问：为什么我没有被雇用？为什么我的政府不帮我找些事情做？这样矛头很容易指向那些外国人，责怪他们抢走饭碗或假设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不幸的是，一些被杀害或伤害的外国人正是那些在社区里创造就业机会的人。我希望政府能够迅速控制住局面。

虽然这类事件以前发生过，但我依然认为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不希望非盟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区域组织推动的非洲一体化方案和区域合作机制受到影响。我促请南非政府采取坚决行动，严厉打击这些暴力事件。我们需要跨区域合作，需要改善非洲内部的贸易，需要通过跨国合作改善基础设施，这样才会在促进该地区国家间贸易的同时创造就业机会。

 

《北京周报》：中国与非洲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如农业合作、兴建医院、派部队赴非洲维和、派遣医生赴非抗击埃博拉病毒等。您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搞殖民主义”的说法？

安南：我要直接了当地表明我的立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是积极正面的，非洲从中获益很多。这些合作和接触一定是互惠互利的，否则，它也不能持续下去。所以，合作重点应该是互利共赢。过去，人们误读中国只对非洲的自然资源，如铜、铁、石油感兴趣，而事实上，中国一直立足于寻求双方更广泛的合作。如今，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与非洲合作的形式愈发多样化，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商务领域。

今天，能源发展不足和基础设施薄弱是非洲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瓶颈，而中国在农业、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有很多经验积累，可供非洲国家借鉴。

中国医生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时表现非常出色。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停止向非洲派遣维和部队时，中国派出的维和部队仍然在维持非洲和平的任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非常了不起。我非常赞赏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表现。

 

《北京周报》：今年是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5周年。当前，维和行动呈现多元化趋势，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变化的？

安南：这非常重要。我曾经与一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国军人一起工作，我也参观过中国的警察培训中心，他们当时正在为将要参与的维和行动接受训练。从非洲到中国，再到联合国，我们一起走过了很多地方。

中国参加的特派任务有很多，他们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希望他们能继续参与这些任务，我们需要他们。

 

《北京周报》：当前中国领导人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您是如何看待连接中国港口与非洲海岸港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一举措对非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安南：亚洲国家也像非洲国家一样对基础设施建设有需求。我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巴方讨论了该项目，将共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这条走廊长3000 公里，也为中国进入非洲和其他地区提供了通道。我认为，面向非洲开放，并与非洲建立联系非常重要，但我们也需要帮助非洲出口产品增值。非洲不能再继续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来寻求发展。非洲需要有制造业，需要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对促进非洲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非常有帮助，我们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开放港口、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将非洲商品出口到中国乃至全世界。

 

《北京周报》：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今年将在南非举行，此次会议是习近平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之后的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您对这次会议有何期待？您认为会议成果会有哪些？

安南：我希望本次会议可以针对非洲的经济发展和一些需要中国援助的重大项目展开讨论。我刚才已经提到其中两项——能源和基础设施。能源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对环境极为重要。没有电力供给，人们砍树、伐木、生火做饭，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而发展电力，除了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同时保护环境。

研究显示，如果非洲各国能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一起改善基础设施，增加非洲内部贸易，那么只需要十年甚至更少的时间，非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额就可以增加3000亿美元。

另外，希望非洲各国领导人提高对农业问题的重视，在未来，使非洲不仅能实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还能成为全球粮食和营养安全体系的一份子，让产品可以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

我非常希望刚才提到的三个领域：能源、基础设施和农业可以进入会议议程，届时，在会议上应该还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建议。

 

《北京周报》：近些年来，中非合作论坛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领域，因为在加强经济合作后，中非人民之间需要更好地了解对方。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安南：我认为，要让我们的世界更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越多的了解和理解对方并尊重对方的文化，就越容易生活在一起。我们常常忘记的是，在那些让我们产生分歧的事情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让我们团结。文化交流对当今世界是有益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紧张和分歧，我支持交流和理解。

 

《北京周报》：最近，中国海军帮助200多名外国公民从也门撤离，这是中国军方首次实施撤离外国公民的国际救助行动。这是否表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

安南：当然。中国有这个能力，我认为中国应该用这种能力来帮助人类和国际社会的团结，中国也正在努力做到。当人们冒着难以想象的风险，试图逃离战火，寻求安全的时候，你给这些人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非常重要的。有能力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份特殊的责任。这一事件表明，未来中国在这方面有望做得更多，我相信中国无论在何地都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北京周报》：许多非洲国家在大选时都曾爆发了冲突，但这次的尼日利亚选举是非常和平的。您对此有何评论？

安南：尼日利亚人对此也非常高兴。今年1月，我在尼日利亚与11名总统候选人举行了会面。当时，他们签署了文件表示不鼓励暴力，将以和平的方式接受选举结果。不仅总统和议会选举顺利进行，州长的选举同样如此，这令观察员们非常高兴。这是选举应该采取的方式，选举本身就应该和平进行，我们应该避免使选举成为战争和冲突的理由。我对尼日利亚的和平选举感到非常非常高兴。今明两年还有更多的选举将在非洲举行，希望他们能学习尼日利亚人树立的榜样。

 

《北京周报》：您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后，仍然致力于帮助解决国际冲突。但在叙利亚危机后，我们似乎很少看到您参与非洲的各类事务？

安南：我一直参与解决非洲各类危机的工作，但不一定总在前线。有时在幕后与领导人合作，在必要的时候间接地干预，相当多的工作进行得小心谨慎。我在哥伦比亚参与了推进和谈的谈判，还参与了泰国在军方接手之前的谈判。

我曾作为特使被派往叙利亚，但在意识到我们在那里难以有所作为后就引咎辞职了，因为我认为当时的国际社会没有给予我们完成该任务所需要的支持。作为一名调解员，你要明白，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合作，你所期待的和平就很难实现。

 

《北京周报》：您多次来华访问，怎么看中国的变化？

安南：每次来到中国，我都看到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当然也存在问题，特别是人人关心并试图解决的环境问题。但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完成的事情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30年前的上海，当时我住在一个宾馆里，在以后的岁月里，每次来访我都试着寻找那个宾馆，但都无果而终。城市完全重建，一切都消失了。

每当来到中国，我会到处旅行看看周围发生了什么。最近的一次是坐高铁从北京到天津，路上只花了28分钟，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我当时和一些美国朋友在一起，他们几乎不敢相信中国火车的速度和技术。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进步。

 

《北京周报》：您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什么期待？您对它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发挥互补作用有何预期？

安南：亚投行是为基础设施建设而设立的。当你在亚洲各地旅行，你就会发现这种需求是巨大的。事实上，这三家银行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和投资方面都大有可为，最重要的是它们能够一起合作。我对亚投行的成立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一直在推动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是不必要的。亚投行的成立，并不影响以上这些国际机构改革的进程。

 

《北京周报》：您认为非洲国家将如何从亚投行中受益？

安南：这取决于亚投行被赋予的责任所在。如果它在地理上仅限于亚洲，非洲就不能受益。但在非洲确实有强烈的需求，我认为投资公司或银行应该关注这方面的需求，无论是通过扩大亚投行的服务范围，或者通过合作创立一个专为非洲设立的银行，这些都是有可能实现的。在非洲做长期基础设施投资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我希望中国不会忽视这一点。

我没有看过亚投行的详细任务，但如果它会涉及非洲项目，那自然很好。今天在北京大学，我们讨论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英戈大坝问题，如果它投入运行，能够满足包括南非等一些国家的电力需求。水坝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这就是人们希望基础设施银行应该投资的项目。

能源和基础设施一样重要。能源不足会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制造商，一年中有100天里你没有电，你如何保证可以持续地生产产品？你如何保证你的员工在一整年中都有工作？最近，南非多次拉闸限电，我的祖国加纳也遭遇过。政府虽然正在努力解决，却已经让人民感到非常沮丧。这种情况中国也曾有过，但是你们已经解决了电力和基础设施问题。这就是我们要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