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刚刚结束，世界的目光在中国聚焦。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中国网联合举办的名家午餐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对比新加坡的现实状况，认为李光耀先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加上爱国主义者，他用较高的薪水来养廉并留住了竞争人才，也就是抓住了“关键的少数人”，是非常重要的。

郑永年分析，习近平说的“四个全面”中的从严治党非常重要，后面的深化改革也好、依法治国也好，加上一条从严治党非常重要。从严治党指的就是习近平说的“关键的少数人”。亚洲成功国家都是拥有关键的少数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关键的少数人，新加坡的李光耀更是关键的少数人，韩国人更一样，现在也是关键的少数人斗来斗去。关键少数人搞不定，就害了整个国家。

郑永年结合他对新加坡、台湾、韩国和北欧的观察，认为亚洲模式和北欧模式不一样，北欧工资很低，但很清廉。北欧有一个条件，社会政策做得足够好。看病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家这方面的负担不大。因为清廉需要很多的条件支持，北欧社会政策做得特别好。当然北欧现在也有问题，高福利如何维持下去。

像新加坡，郑永年认为李光耀先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加上爱国主义。我们一讲爱国主义也是一种道德，李光耀先生说你凭什么让你的老百姓爱国呢？我们老是讲爱国主义教育，他讲儒家经典，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老百姓每个家庭都是一个有产者的话，他就爱国了。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改造从西方学过来的公共住房政策，新加坡80%多的居民住在政府的公共住房里，只有10%多的富人自己买房，有恒产者有恒心，非常重要，居者有其屋。这是它的基本国策。

新加坡基本上是两个阶段。如果警察不能有一个体面的生活，他肯定腐败，新加坡早期很腐败的。所以，说少数人很重要，那么就是高薪养廉，当然这种高薪也不是像今天的高薪那么高，今天的高薪实际上是1997、1998年金融危机后受了华尔街的影响。当时的高薪是跟企业界竞争人才，而不仅仅是高薪养廉的问题。新加坡国家很小，怎么把聪明人留在政府？李光耀就谈，新加坡是一个小国，要在大国中生存，一定要有留住聪明人的政策，否则会很麻烦。所以，就是为了和企业家竞争人才，才把工资提高的，这不仅仅是高薪养廉。

郑永年认为要解决中国少数人的问题，还是要走市场经济路线，不是走道德主义，更不是走民粹主义。李克强总理说了，经济发展有工具箱。国企工资的改革怎么能叫社保去做呢？中国的公共政策不能只是口号，没有工具箱口号永远不可能实现。

郑永年表示，他非常佩服李光耀先生，因为他从来不讲理想，只有能做的东西去做，这一点很重要。从日本到亚洲就是关键的少数人，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共产党坚持先锋队性质，先锋队就是关键的少数人，这个道理现在也是不变的。现在讲法治，如果我们的官员、知识分子、企业家不守法的话，叫老百姓守法永远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