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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基辛格
• 2015-03-25 • 来源:财新传媒
标签: 基辛格 世界秩序 全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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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基辛格,与媒体上的形象并无二致:身材不高,虽显老态,但衣着一丝不苟——黑西服、白衬衫外加精致的袖扣——典型的华盛顿外交家形象。

简单寒暄后,采访迅速切入正题,从基辛格的新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开始。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基辛格浸淫外交数十年。特别是在1969年至1977年间,他先后出任共和党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以及继任者福特总统的国务卿,成为整个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主要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的现实主义理念也因此得以发扬光大。

从美苏的缓和,到历史性地推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往来进而形成事实上的中美联手抗苏联盟,以及旨在结束越战的《巴黎和平协定》的签订,无一不留下基辛格深深的烙印。争议也罢、褒奖也好,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在92岁的高龄,基辛格依然被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问计,其影响力可见一斑。而从《大外交》《论中国》到最新的《世界秩序》在内的14本著作,几乎没有等闲之作,也足以看出基辛格的智慧与精力。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同毛泽东以来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都有过会面。专访前一天,他刚刚获得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接见,并共进晚餐,足见基辛格在中国的影响力。作为当年中美恢复正常关系的操盘手,基辛格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足够的洞见: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中美关系,历经正常化以来40多年的风雨,能否以及如何进入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轨道。

历史明示,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并行从来不会一帆风顺。观察者言,在2013年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加州庄园会晤后,原本预期的两国关系改善未见到来;相反,老问题犹在,新问题不穷,以致在美国国内关注中美关系人士发出中美关系要进行危机管控的呼声。而这,即便对习惯了风浪的中美关系而言,也是不寻常的声音。

好在,中美关系“大而不倒”,重要性就在于此,往往在普遍不看好的情况下,由于两国内部演变和双边互动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力,使得即便各自国内“利空”因素充斥时,两国关系往往会出人意料地纠偏。比如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一片悲观声中,习近平与奥巴马携手夜游中南海,随即公告两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历史性共同声明。

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关切实在太多,全球治理缺一不可。伊朗核危机、朝鲜问题、后美军时代的阿富汗稳定、突窜的“伊斯兰国”(IS)、乌克兰危机,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动荡,这些国际关系的旧恙新疾,都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因此,即便在价值观、社会制度层面的差异,也无法覆盖利益驱动的中美关系,两国的共同利益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不同。这或许也解释了基辛格及其现实主义政治的主张迄今对两国关系的相关性。

基辛格发言,人们在听。

“我不认为任何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

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难以避免冲突,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德国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决,被视为最经典的案例之一。这似乎是个魔咒。在过去500多年间,发生过16次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互动,其中12次以战争告终。那么,作为20世纪后半叶最大事件之一的中国崛起,是否会落入同一“陷阱”?此外,中国在积极参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秩序之外,也开始通过领衔发起金砖国家银行、稳定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致力于打造新的国际多边金融和经济机构。这会不会遭到美方的质疑和杯葛?就此,基辛格给出他的答案。

财新记者:你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到,中美需要从“一战”领悟深刻教训。你说的教训是什么?

基辛格:教训是这个:一国可能由于短期看上去很合理的事情卷入冲突,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已陷入不知如何自拔的地步。

我觉得,如果当时各国领导人事前知道“一战”的后果,没人会作当初的选择。所以,中美须谨慎,以防步入表面上合理但仍带来紧张局势的行动;随着时间发展,紧张关系将难以管理。

财新记者:所以说必须避免失去灵活性,那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进入僵硬状态呢?

基辛格:两国都得铭记不管分歧如何,共同利益更大。所以出现问题时,中美应该通过妥协来应对,而不是施压。要记住,对和平的需求超乎当下的紧张,中美当基于此解决问题。

财新记者:在书中,你还提到,伙伴关系得成为现代大国制衡的一部分,但这两者本身是一对矛盾。为何这种矛盾是必要的?两国怎样才能成功管理这对矛盾?

基辛格:中国想阻止外部的人接近其领土,为此开展了相应的防卫,这是可以理解的。鉴于中国的历史,我特别能理解。美国不希望任何地区被一个大国主导,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构成了大国制衡的因素。

另一方面,这一平衡中的两个因素,即中国和美国,同样也得寻求合作,正如气候变化方面的协议所示。我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的访美之行将增进中美之间更多积极的理解。这两方面的趋势必须相向而行。

财新记者:中国除了在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寻求更大的影响力,还发起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行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战略意义?

基辛格:现在还不够清晰。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与中国进行对话。一些美国人将中国的举动理解为试图打造现有金融体系之外的另一套体系,甚至可能最终取代前者。我会说,让历史定吧。目前存在对发展和资本的需求,得有一种方式,让机构分担责任,且在那之后我们再看。我不认为任何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我肯定中国领导人也明白这一点。

财新记者:有中国商人获得许可,将在尼加拉瓜修建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美国会将其视为一个战略挑战吗?

基辛格:有很多人说,不论何时中国在非洲或拉美做了什么,都会损害美国利益。但是,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为什么会给美国造成损害?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由两国领导人的目标以及他们与对方打交道的能力决定。我们应该明白,中国和美国现在都是大国了,我们在全球都有所经营,在一些地方,我们将并肩合作,在另一些地方则不是。我不认为这条运河是个问题,如果中国想花钱在尼加拉瓜修建运河,而不是建海军基地——为什么我要担心呢?

财新记者:你在上世纪70年代参与构建了中国、美国和苏联的第一个大三角。到了今天,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是否正在上演新一轮的大三角游戏?

基辛格:就中美俄三边关系,我在任时,我们的理论是美国要和中苏都保持良好的关系,美国跟中苏的关系要比中苏之间的关系好,不选边站。我们明确表达中苏之间的和平解决方案是美国重要利益所在。中国确信,如果苏联攻击中国,美国必会反对。

今天,目前局势下,美中俄这三国之间没有特别的战争威胁。俄罗斯制造了也正在经历欧洲的一场危机,这使得它更加靠近中国。这并不损害美国的利益,我无法想象中国正式与俄罗斯结盟的情景。如果真发生了,美国也会加以应对。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问题关乎能源供应以及其他事务,这些都不直接影响美国。

财新记者:乌克兰危机会不会导致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冷战?

基辛格:乌克兰危机应该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解决。一年前我给《华盛顿邮报》撰稿时是这么想的,现在也这么想。基本的问题是乌克兰是否应该成为军事联盟(北约)的一部分,或者是否应该属于俄罗斯的军事势力范围。我的观点一直是乌克兰不应该属于任何一边,它应该是一个会场而非战场。如果这一建议早被采纳,我想和平的解决方案应该已经有了。我认为这仍然是当下应该做的,持续的冲突将损害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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