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以乞讨为生的盲者，在八廓街已不知度过了多少岁月。（陈宗烈摄）
“朗子辖”官吏（陈宗烈摄）
拉萨“邦（乞丐）”村的乞丐群。（陈宗烈摄）
流浪街头的小农奴饥饿难奈，只得与野狗抢食。（陈宗烈摄）
布达拉宫（1956），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吐蕃松赞干布时期，原名“红山宫堡”（藏语称“颇章玛尔巴赤孜”）。由于历经风、雨、雷电和战乱毁坏，旧宫早已不复存在。直到清代初年，五世达赖和第巴•桑结嘉措主持扩建，终于形成如今的宏伟规模。清初扩建时，康熙皇帝下令从全国各地挑选一批能工巧匠进藏参与扩建工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两次规模空前的维修工程，更是有众多民族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参与其中。布达拉宫凝聚着我国古代多民族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心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千年以来，布达拉宫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新时代，见证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源远流长、密不可分的历史文化联系和藏族与汉族等各兄弟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深情厚谊。
布达拉宫，是举世闻名的宏伟宫殿。它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闻名中外的拉萨大昭寺和罗布林卡，则是作为世界遗产布达拉宫建筑群的扩展项目正式列入该名录的。（陈宗烈摄）
阿沛•阿旺晋美（陈宗烈摄）
贵族们在雪策林卡的树荫下喝茶、打纸牌。右起：噶雪•曲吉尼玛（噶雪巴）、桑颇•才旺仁增、崔科•顿珠次仁、江乐金•索朗杰布等。（陈宗烈摄）
躺在破帐篷里的老人，饥寒交迫，贫病夹击，命悬旦夕。（陈宗烈摄）
农奴为大昭寺服役——送茶。 （陈宗烈摄）
庄园农业生产，一直沿用古老的“二牛抬杠”方式耕作。（陈宗烈摄）
“萨迦”小法王昆•阿旺贡噶索朗，于1957年登上“法王”宝座，年仅十三周岁。按传统旧制，“法王”是世袭称号，为管辖萨迦地区一方的大领主。昆•阿旺贡噶索朗是最后一代萨迦法王。（陈宗烈摄）
岗巴宗古堡（陈宗烈摄）
原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四大噶伦”，左起：阿沛•阿旺晋美、先喀•居美多吉、柳霞•土登塔巴、桑颇•才旺仁增在罗布林卡的噶厦公署办理公务。
清乾隆十六年（1751），清中央政府决定对西藏地方实事物管理进行重大调整，废止原先的郡王制，改为实行噶伦制。清中央规定：噶伦为三品官（清朝官员品级），共设四员，三俗一僧。驻藏大臣总办全藏事物，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行，噶伦及其下官员，无论大小事务均须禀驻藏大臣。噶伦的办公场所，藏语中成为“噶厦”，后来“噶厦”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代称。以噶伦制为标志的原西藏地方事务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因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发动旨在图谋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被中央人民政府于1959年解散。（陈宗烈摄）
每逢藏历正月二十七日，拉萨部分贵族青年便集结到北郊流沙河畔，参加赛马会，藏语称“宗久相北”(意为“在布达拉宫堡后面赛马”)。贵族们身穿豪华衣服，头顶古代打仗英雄凯归时所戴的深红丝质缨络圆帽——这被视为一种光荣，显耀其祖先曾立过战功，因而被封为贵族,作为子孙的他们,则世代继承并享受着祖宗传下的这份荣耀。图为骑手们在一群奴仆(扮演古代骑兵的“松穷瓦”)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奔赴赛马场。（陈宗烈摄）
孩子像牛犊一样拴着。身为农奴的父母不得不下田劳作，为了孩子的安全，只得用绳子将孩子拴在田头的木椿上。（陈宗烈摄）
凯松庄园农奴用连枷打青稞。（陈宗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