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随着新中国一天天的壮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我国外交战线上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周觉大使亲身经历了我国外交不同的阶段，对中国外交的发展、变化，他有着深刻的体会。

中国网:我了解到周大使最开始并不是学外交的，是从北大经济系毕业的，所以我非常好奇，您是怎么样走上外交道路的？

周觉:我是从1946年到1949年1月在北大经济系工作，同时也参加当时的地下革命工作。1949年1月份北京和平解放，当时中央就决定第四野战军在北京招收一批北大、师大、烟大的大学生来参加人民解放军。接受解放军训练之后，随着解放军南下，同时解放大江南北，特别是长江以南，包括湖南、江西、广西、海南岛等。随后，四野的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当时到北大动员，希望北大的一些地下同志能够带头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到新的解放区进行革命工作。当时我就响应号召，另外组织上也推荐我们到四野参加南下工作团。

后来随大军参加解放桂林、广西，在广西我就被分配到广西柳州地区做群众工作，主要是清理乡霸，建立乡村政权、土地改革。当时我带了100多个当地的年轻学生组成一个队，叫“土改大队”，在广西进行土改、清理乡霸。一直到1953年土改基本结束之后，陶铸推荐我为广西的一个副书记做秘书。后来我就随着他到了广州，又到了外交部工作。那是1954年5月份。

中国网:在进入外交部之前，您做过革命工作，也在地方当过干部。您觉得和外交工作比起来，哪个更难更具有挑战性？

周觉:从我自己本身来讲是愿意搞农村工作，因为我本身从农村出身，家里也是比较贫寒，所以对农民有天然的感情，不愿意离开农村。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干部，你的工作不能选择，只能听从组织上的分配，组织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当时只有做党的工作就转到外交部来了。但是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第一，外文。外交工作一定要外文好，而且外交部要求要两门外语，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家。

外交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实际是很难做的工作。它的各种知识要非常渊博，什么都要懂，世界的历史、地理、国际法等，你搞外交工作主要是和人谈国际法，大家都按照国际法做事。还有联合国的一些宗旨、原则，国际形势、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都要了解。所以这确实很不容易。

中国网:您到外交部以后是不是恶补外语？因为外交部必须要两门外语。

周觉:我到外交部的时候是在办公厅工作，当时我的工作是白天大家都上班，晚上我们有一个值班的秘书，专门和周总理办公室联系，世界上发生什么情况，要向总理办公室报告，总理有什么指示，我们要向下传达。因为外交是管世界的，你这里是白天，人家那里是黑夜，你这里是上午，人家那里是下午，所以24小时不停地工作。我当时主要在办公厅值夜班，因为年纪比较小，身体比较好。

后来到1956年的时候，组织上就分配我到叙利亚和埃及工作，到使馆工作。到叙利亚工作是8年，那是一个小使馆，设施并不是很多，但是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抓紧学习外文。叙利亚是法语通行的国家，所以我在叙利亚学了法语，当时除了工作之外，我白天一般是学英语和法语。在这8年中，基本上我的英语和法语过关了，能应付工作需要。如果没有那个条件也不行。

中国网:想起当时的环境觉得和现在比起来还是要艰苦一些，而且审查那么严格。现在60年过去了，中国外交不管是外在环境或者是内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您是我国资深的老外交官，您和几代领导人，比如周恩来、陈毅都有过接触，在您的印象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令您感动或者有趣的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周觉:好。在外交部工作了37年，在外交战线上一直到我离休之后都没有离开。因为国新办主要是对外宣传，和外国人权的人打交道，和他们对话、交流。外交部一直有一种很好的优良传统，这些传统都是老一辈的外交家传下来的。因为当时外交部对外交官要求很严，如果说现在进外交部很难，当时比现在还严格。它有几个条件：

第一条，站稳立场。你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哪个国家的外交官都是这样要求的。美国、英国这些老一点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也是这样的，都是从阶级、本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来考虑人选的。所以站稳立场非常重要。周总理当时提出来“外交官是文装的解放军”。

第二条，要掌握政策，对中央的外交政策一定要严格掌握。当时提出来，政策和材料是党的生命，确实是这样。

第三条，要随时掌握形势，要密切注意形势的调研。当时外交部要求，作为一个合格的干部，在形势调研上要写出一个内部资料，叫做“新情况”，这个新情况是中央领导同志，过去毛主席、周总理都要看的，要有能够写出这样文章的水平，外语就是要懂两门外语，所以你对于国内、驻在国的形势、世界的形势都必须要掌握。而且你要看报纸。以前我们在使馆里都是看当地的报纸，重要的报纸都要看，而且到下午要去一些宴会活动，通过使馆互相交谈，就一些情况进行了解，进行掌握。你要耳聪目明，否则有些调研工作做不好的也有。

中国网:您刚才提到的几点原则是周总理提出来的吗，还是世界通用的原则？

周觉:这都是从周总理时期留下来的，凡是对外交干部都是这样的要求。还有，你要熟悉业务。你不熟悉业务不行，人家讲国际化你都不懂，你交不上朋友。人家和你谈话，没有什么谈的，不能说今天天气好，你好、我好，不能就是这几句话。

中国网:周总理在国际上都是令人佩服的外交家，您和周总理有很多的接触，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给大家讲一下？

周觉:我觉得周总理一方面对干部很爱护，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也保住了大批的干部，我们对周总理都是非常尊重的，确实佩服得很，尊敬得很。但是另一方面，周总理对干部要求很严格，一丝不苟，如果你不按照他的指示办，对你的批评也是很严格的。刚才我讲的调研，比如你对驻在国的情况不了解，有时候大使从国外回来，他就问你。他第一次见面就问，比如阿拉伯国家，他问一年有多少骆驼、多少羊、多少牛、多少马，发电量是多少，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储水量多少？他问得都很细。

我们外交部有一个说法，说周总理领导外交部的时候，从统帅一直到班长，从大的原则方面开始领导，一直到具体的班长领导都很细致。所以周总理他的风格、道德品质方面，他的原则性、灵活性确实值得我们学习，有很多事情，谈不完。

中国网:周总理属于我国的第一代外交官，刚才您也提到，从他们那一代开始到现在是第四代外交官了。这些过程您都经历过，而且我知道您和现在的年轻外交官也有接触。您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在您的眼里，老一代的外交官和新一代的外交官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差别在哪里？

周觉:我刚才还讲，当时中央和周总理要求外交干部调研，还有严格的纪律，风格要高尚。我概括起来应该是六个方面都要求很严格。后来耀邦同志作为我们总书记的时候又提出来，他说“作为外交干部，要头脑敏捷、反应问题要快”，人家是好意、坏意，当时就要反应出来，不能说我想一想，明天再答复你。一个是人才出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还有一些新的要求。

现在来看，老一辈人有很多优良传统我们还是保存下来了。但是新的外交官确实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是新人换旧人，青出于蓝胜于蓝。当代的外交家、外交官有些做得超过老一辈。我想最大的不同，一个是他们思想比较解放，不是那么保守。我们过去的大使，中央讲的一句话，外交无小事，你讲话不能离开中央的话去发挥。过去我们有一个驻外大使，中央要和美国重要外宾谈话，请他向驻在国的领导人传达。他背不下来，就把这个东西抄下来背，看着是很忠实的执行中央的任务，但是这样做起来太呆板了。你可以把主要的点记下来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也可以，没有要求你背，但是他怕错，就是这么害怕。但是现在的干部一般就不会这样了，会根据中央的精神自己可以发挥，讲得更透彻，使对方口服心服。

第二个不同，现在大部分的年轻干部外语水平、业务水平都很好。过去像我们那一代还好一点，第一代、第二代的老外交家外文水平差一点，出去除了个别的不带翻译之外，像黄华、乔冠华不用带翻译，大部分的都要带翻译。但是现在基本不用带翻译，而且很多外交官都是翻译出身的。像杨外长、中国驻美国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吴建民，驻英国大使傅莹，这些人外语都很好，本身都是翻译出身。现在还有一些博士后外交官。想成为外交官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中国网:周大使，我知道在1986年到1990年，您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法国是西方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从改革开放至今，中法关系有了很大发展。您在法国当大使期间，中法关系是怎样的？

周觉:我是1986年去的，1990年回来，四年多一点。在这四年多当中，其中一段比较长的时期经历过“天安门风波”，在这段时期法国的朋友和我半开玩笑讲，问我是不是在法国坐冷板凳？因为关系不好，法国带头对我们进行抵制。这里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政治上，部长级的中断来往，部长级以下的没有中断。第二，军事方面往来完全没有了。第三，经济方面，过去对我们的一些政府贷款也没有了，包括旅游方面都变得很冷淡，对我们进行制裁。当时民间有一种说法，在天安门事件的时候，美国表现最坏，法国表现最恶劣。因为法国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有些反对中国政府的人士也尽量到法国去，法国收留他们。这些人在法国住一段时间，又到美国，到其他地方去。

中国网:所以那个时候法国对华的态度不好，是不是像他们说的，您真的坐了冷板凳？

周觉:我觉得作为一个外交官就是这样，有这个事情，条件不允许你活动，你就要作为形势的主人，不要作为形势的奴隶。客观条件很不好，不适于我们开展活动，不适合发展两国关系。但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要做工作，要发挥主观性、创造性，来展开你的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做。当时官方不让我来往，接触比较少，我少接触一点也可以，但是民间是一个很大的空间，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空间，包括军队里的、政界的、商界的、文艺界的、电影界的都有。当政府对我限制的时候，我就大胆地、主动地开展民间工作，交朋友的工作。

像梅特兰（音）是总统的兄弟，他是一个海军上将，但是他退伍了，这样没有限制，我就可以和他交流。还有一个参谋长也是退役的，在法国的地位很高的，我们也交了很好的朋友。还有阿兰·德龙、皮尔·卡丹，我动员他们到中国来，这些都是在法国上流社会很有名气的人，我就和他们交朋友。阿兰德隆他最宝贵的财富是藏獒，他说我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马克西姆舰艇，是我的藏獒，20多条纯种的藏獒，很贵重。后来在天安门事件以后，他正在东京访问，他为天安门事件说了很多，他说有一条，你是我的好朋友，你跟着谁走，你怎么主张，我就相信你的话。朋友做到这份上也可以了，在很关键的时候，很紧急的时候，他说我就相信你的话，能够做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可以了。他从东京打电报来表示对我支持。

后来我还交了一些朋友，《费加罗报》的社长，还有希拉克，包括总统夫人、戴高乐的儿子等等，是参议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结交了一大批各方面的社会人士，国家方面的也有。所以我的活动天地还是很宽广的。

中国网:

部长以上级就没有来往，但是您运用自己在法国的影响力，从其它的渠道，比如上流社会名人方面来展开工作。

周觉:对。所以对于情况我很清楚，对于对方的态度我也很清楚，通过他们了解了情况。我也交了很多好朋友，他们有些话也和我谈。比如阿兰·佩雷菲特这个人很不容易，在法国他是一个不懂中文的“中国通”，在法国都知道。现在他儿子对中国也不错。他写了几本书，最早的一本书是《当中国觉醒的时候》，在欧洲很有名。在“天安门事件”刚过不久，我们的消息都发不出去，没人了解，很多人受制裁的影响，他也不敢来。当时我就动员佩雷菲特到中国来访问，大概是“天安门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到中国来访问。我们的领导人，总理会见了他，而且这个人的好处是他会很客观、很实事求是、很公正地报道新闻事件，报道他看到的、听到的。后来他在《费加罗报》发表了一大版关于中国情况的报道，主要是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外国的编导骂我们、妖魔化我们不一样，他还是比较客观地报道。而且那里有很多重要的照片，包括天安门的照片、和领导人谈话的照片、街道的照片。《费加罗报》不仅在法国很有名气，在欧洲都是很有名气的，是很老的报纸，一百多年了。他的报纸发表之后，欧洲其它的报纸，像西班牙、英国报纸都转载了，这个影响就很大了。所以他扩大了我们的宣传，也适时地帮我们说了话。这些朋友都很不容易。

中国网:看来在那个非常时期，您这位资深外交官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刚才您也提到希拉克，我听说您当时还向希拉克赠送了一本《邓小平画册》，有这回事吗？

周觉:有。希拉克有一个特殊的中国情结，他和我们历届大使的关系都很好。应该说，这个人是我们一个全天候的朋友。当时《邓小平画册》出来之后，中间有他接待邓小平同志到法国访问的照片，国内说是不是把这个画册送给希拉克，于是我就送给他了。他看到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捧着照片亲。他说：“这是我得到中国大使送给我最好的礼物，非常宝贵。”这个人对中国的青铜器非常内行，中国的专家都没有他那么内行，只有上海青铜器展览馆可以和他对得上话。而且小平同志的亲属去访问时，他一定要宴请，成为一个礼宾上的原则了。

中国网:我觉得从这些故事也可以反映出当时两个国家的关系。比如您刚才提到希拉克看着那个画，捧着画册亲，他对中国的感情应该是很浓厚的。说到中法关系，在2003年、2004年中国和法国互办文化年，应该说当时的中法关系到达了顶点。其实从中国和法国的关系变化，也可以折射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变化，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变化的？

周觉:我经历过那段时期之后，后来关系就恢复过来了。现在的大使还是比较走运的，他是赶上很顺利的时期，吴建民大使也是这样，双方关系很不错。从中国和法国，包括中国对西欧的关系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掌握几个原则。

第一条，双方面都应该从战略的高度看得远一点，要尽量来发展和培养一些积极因素，来减少消极方面的因素，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双方的国家关系。这个很重要。第二，因为我们和西欧国家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政治上、经济上双方都是有互补方面的作用，在文化、政治、经济上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第二条，高层互访，增进互信很重要。领导人互访别人是不能代替的，分量很重，领导人一互访，双方关系就有明显的改善。你看这次中国和法国，原来我们有一点疙疙瘩瘩，后来胡锦涛同志在伦敦和萨科奇总统一见面，一谈，双方发表谈话，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双方面就得到谅解了。这个是任何访问都不能替代的，特别是第一把手、第二把手，主席和总理的访问非常重要，不能替代。

第三条，除了法国、西欧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如果有分歧，或者一些敏感的问题，都要马上妥善解决，通过对话来妥善解决，不要弄得越来越大。这很重要，这就能够推进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