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我以编务顾问及文字编辑的身份初到北京周报社工作时，报社全体人员似乎都已经做好了为这个刊物进行一场大变革的准备。然而，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在我们的杂志正酝酿变革的同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变故将整个北京市乃至全中国都卷入其中。我们刚刚燃起的誓将《北京周报》改造成一份世界一流刊物的雄心壮志马上就面临着“非典”这个全国公共卫生危机的考验。

事实上，在“非典”席卷中国之前，我们在杂志的变革方面就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步。在正式改版前的几期试刊中，我们新增加了一些栏目，深度分析报道中国在带领12亿人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贸易、经济等方面遇到的挑战及取得的成就。《北京周报》新的编排设计体现了这个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新进展。不过当时，我确实还存在着一些疑虑：这样一本有着近50年历史的官方刊物能代表公众的利益吗？能就发展带给整个国家的益处及挑战的问题提供客观报道吗？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做？

当“非典”真正袭来时，我的担忧反而减轻了。尽管北京市政府因其未能如实通告这场疫情的实际影响而受到批评，《北京周报》却是自始至终都在跟踪报道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给市民带来的影响。我的同事们在“非典”疫情之下也都有各自的恐惧和担忧，但大家都能顶住压力，在危机的第一线向广大读者报道其努力搜集到的第一手信息。编辑部同仁们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忠于职守,在压力下也坚持了最好的工作状态，表现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的风范。

同样令我感动的还有在“非典”期间报社的领导层对所有员工的关怀与照顾。当有消息说有些出版机构因为发现有新的“非典”疫情而被隔离检查时，北京周报社的领导立刻给员工们发放口罩、维他命等预防病毒袭击的工具及药物，同时只有主要编辑人员被允许进入办公大楼以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于是，很多同事有了在家办公的新体验。即便如此，《北京周报》在整个“非典”期间也始终按照自己的出版计划表一期不落地完成了出版任务。作为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人，通常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的领导们会对我“报喜不报忧”，他们会对我隐瞒事情的真相。但在《北京周报》工作期间，我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非典”期间，与我共事的高级编辑及领导们从来不对我隐瞒有关这场疫情的真相，对于杂志为其在危机期间保持正常运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他我需要了解的信息，他们也都对我如实相告。

“非典”结束后，《北京周报》回到正轨继续自己的运作。我们报道了三峡大坝工程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以及新一届政府的交接等。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伦敦时报》的经济专栏作家罗斯玛丽·莱特（Rosemary Righter）写到：

“这个月在北京的一家酒店，我翻开了一期《北京周报》，这个曾经无法给人留下任何印象的杂志现在活泼生动了许多。它的目标读者是外国投资者。这期杂志的封面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个巨大的起重机、一个复杂的脚手架，外加一行黑体大标题：‘停止浪费钱’。

如果当时正在中国洽谈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美国财长约翰·斯诺(John Snow)恰好读到这期杂志的话，那么在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不在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之内这个问题上，他会了解到比中方接待者可能会告诉他的更详细的原因。”

现在我又供职于北京周报社，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其北美分社工作。如果4年前有人告诉我《北京周报》会成为一本在国际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跨国杂志，我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逐渐看到了它报道的话题越来越多样化：从中国同性恋者的困境到环保方面的努力，到犀利深刻的经济分析。我所联系采访的许多人刚开始都不太愿意为一本政府刊物提供见解，但当他们看过周报的网站及刊物内容后都深感惊讶，并对周报所报道的内容及其文章质量表示满意。现在我开始相信这个杂志可以达到一切它想达到的目标，我也期待着能够看到它的进一步发展。

我别无他言了，只是要对《北京周报》的全体同事表示我最诚挚的敬意。我一如既往地为周报蒸蒸日上的文章质量感到惊喜，并衷心祝愿《北京周报》能够在未来50年内继续扮好中国之窗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