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 忘 年 饭

2005年初，北京周报社领导为酬谢全社职工一年辛苦，在甘家口商场二层金海门大酒家摆下盛宴，外国专家和离退休人员也应邀参加。绝大多数老人都前来聚会，只是觉得两个小时的见面还是太短了些。

看着桌上精美的菜肴，我不禁想起有关春节聚会的旧事。四十年前，每逢春节，除大家都参加的联欢会外，还有领导出面款待外国专家的小型宴会。我作为翻译，见识过几次这类宴会。可谓菜肴丰盛但恰合分寸，举杯畅饮却绝不过量，既合乎礼仪，又显现热忱，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

及至“文革”伊始，领导们基本上都被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岂能允许他们再有“里通外国”的机会。于是春节宴请改由群众担纲，即每个部门把自己的专家分到群众家里吃年饭，另外安排几名平头百姓作陪，外事处按标准发给“操办户” “家宴”补贴。我虽属“逍遥派” ，却也获过此类信任。记得第一次是去姜育君家中掌勺，现学现卖居然做出了一桌令外国专家赞不绝口的美味佳肴。后来分到了两室一厅的新房，我也当起了“家宴”主人。从打扫卫生开始，去甘家口商场凭介绍信购买油、虾、鱼、鸡，再找左邻右舍借碗、盘、桌、椅……。这种家庭聚会虽不能同饭店大餐相比，却深受外国朋友的欢迎。他们可以多少感受到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居生活和过节气氛。

不过这类“内紧外松”的“家宴”对一般百姓说来，毕竟还是一种负担。“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春节聚会的历史马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家宴”自发地被“办公室聚餐”所替代。有外国专家的部门用 “同专家联欢”的名义先声夺人；没有外国专家的部门自然也不落后，自家人聚在一起辞旧迎新有何不可。这种新模式很快就风靡了整个外文局大楼。

除夕当天上午，煤气罐和炉具以及各种肉食、蔬菜和水果迅速地从私家厨房飞进了办公室，锅碗瓢盆的优雅旋律很快就淹没了平日听惯了的敲击打字机键盘的单曲。霎时间楼道里烟雾缭绕，香气喷鼻。从小葱拌豆腐到松鼠鲤鱼，从粤式炒饭到京味涮羊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这一崭新的团拜方式也给那些喜爱烹饪艺术的能人展露身手的机会。这中间不仅有高手与高手间的厨艺对抗，而且还有部门和部门，单位和单位的实力较量。外国专家（有拖家带口的）也会奉献出他们在家里精心制作的蛋糕和沙拉，同时也不会忘记带上一瓶洋酒。

此时显得有些孤独的社领导们当然不会被下属忘却，相反他们都成了各部门的抢手货，而且是吃了上家吃下家。不经意中还会发现不同部门的大厨炒出的摊黄菜的味道居然会有那么不同；不管好吃与否，他们都会给予最高的褒扬。

酒过三巡，艺术细胞发达的情不自禁地一展歌喉，腰腿功夫上乘的不等宴会结束便忙着挪开桌椅，打开录音机，一个人迈出了快三步。总之这是真正的办公室节日。如果谁还保留着当时抓拍的照片，一定可以从那一张张欢喜的面孔上看出他们的上好心情。

似这样的“春节聚会”继续了十多年，在北京周报社至少一直坚持到1993年才罢休。随着大家的口袋子很快地鼓起来，部门公积金的数字也不断攀升，有经营头脑的外文局食堂在春节节前半个月就贴出了“承办宴席”的广告，四周的餐厅也是搔首弄姿地发起了攻势。想想倒也是。怎能把办公室变成厨房餐厅呢？而且万一出现火情怎么办？于是“省气力、有排场，还可以饭来张口”的新理念应运而生。“到食堂去！” “到餐馆去！”顺理成章地一下子成了新时尚，又过了几年，各部门的“年饭”被全社职工的聚餐所替代。它或许少了些许热闹，但事情的由来和变化都是有道理的，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作者为原北京周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