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 红 年 代

我在《周报》期间曾两次被派出国工作。一次是给邵公文同志率领的出版发行代表团访问欧、亚、非五国做翻译，另一次是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去非洲。两次出国都接触到不少出版社和杂志社。在社长或总编辑的办公室里我都发现有保存齐全的《北京周报》。一位法国报业集团的老总曾告诉我说：“《北京周报》是一部新中国的编年史集。我们很重视它。” 这句话给了我不少启发。

作为一本面向全球的新闻评论期刊，《北京周报》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作全面客观的报道，对地区和国际重大事件与问题进行深度的分析和评论，的确是外国读者及时了解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首选刊物。与此同时，作为一本有保存价值，具有权威性的期刊，《北京周报》还是国外政治家、经贸界人士和学者研究新中国的不可缺少的参考读物。打开装订成册的老《周报》，就恍如走进了那个时代。在那里可以找到那个时代有关中国发展的详细、准确、可靠的资料。因此，对于希望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北京周报》不仅是一本新闻周刊，它还是一部编年史集，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当然，回首望去《周报》也有许多不足。其实这很自然。《周报》和它所报道的社会同步，社会变革起步时的稚嫩和进步过程中的曲折在《周报》这样一本刊物身上自然也会有体现。比方说，文风过于严肃，报道面偏窄，外观过于简朴，还有“片面性”、“八股调”、“内外不分”等等。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周报》也在不断克服自己的不足，努力革新。甚至在“文革”结束之前，汪溪、冯锡良、段连城这些老领导就想方设法，尽一切可能拓宽报道面，加强针对性，保持《周报》在国外读者中的影响。及至“文革”结束，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拨乱反正，改旧图新，顺理成章地成为《北京周报》势在必行的大事了。

当时，周报社的领导者们整日忙个不停。从汪溪同志胸有成竹，泰然自若的统帅风度中，从段连城同志辛劳与兴奋并存的面庞上，从徐克同志关于创新的诱导启发和细心倾听中，从汪有芬同志紧张奔走，毫无倦怠的朴实身影里， 从林戊荪同志思想者的凝重与行动者的活跃那双重角色中……，我感觉到《北京周报》火热的改革大势正在全面铺开。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于是：

我们看到编辑部门越来越多的新举措：“编者札记”问世，改“译载为主”为“改编改写” 、“自编自采” ，“用事实说话” ，记者出国采访，在国外设立记者站或办事处……

我们看到各文版不再把自己看作是“翻译机器”。他们开始重视地区针对性，尝试“编译合作”或 “编译合一” ，创办专栏，撰写专稿， 出版专刊或专号。

我们听到社领导在不断强调宣传的针对性，提出不仅要“内外有别”， 还要“外外有别”。我们在庆祝《周报》创刊三十年的同时，庆祝了有八面专页的《北京周报》北美版和针对非洲这个重要战略地区的《中国与非洲》英、法文版月刊的横空出世。

我们有了自己的出版部门，它出版了累计数百种各种文字的图书和画册。

广告部门和创收部门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北京周报社的经济实力。

包括办校助学在内的种种公益性活动使《北京周报》的社会知名度大大提高。

今天看来，这些变化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腾飞， 许多措施不仅在十年“文革”时期，就是在“文革”之前也是难以想象的。

今天每当我翻阅《北京周报》时，它精美的封面总会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那句鼓舞人心的口号：“让《周报》站起来！” 那时候《周报》的封面只是一张朴素的薄纸，上面除了刊名就是两三条标题。刊名是蓝色的，也有过赭石色的，赶上节日则是大红色的，标题和副题都是黑色的，没有一张图片。在“改革”已经成为头等大事的时候，大家早已习惯的那种朴实无华的风格也让人觉得不满足了。

原来的《周报》用纸是由国家指定的山东黄台造纸厂专门生产的。它有点像字典纸，薄但强韧耐折，质地紧密平滑，不透油墨。当时的封面页用的也是这种薄纸，所以刊物只能平摆着，立着放不行。大概是在1983年左右，社领导班子提出“让《周报》站起来”的口号，并且广泛听取意见。在当时，改用铜版纸封面作封面并不是一件小事。它牵涉到杂志整体的安排，外观的设计（包括是否增加杂志的页数，是否增加彩页），还有生产成本及航邮费等多方面问题。我虽是个小卒，被改革热潮所推动，也曾凑热闹贴出一个样本，拿到邮局去称重量，看看能不能把航邮费保持在原来档次内。

实际上，站在《周报》改革战略布局看，“让《周报》站起来” 这一口号不只是要换封面用纸，使杂志立得住，它更深层的含义是让《北京周报》在全世界读者大众心中站得直，站得挺，既有权威性，又有可读性。八十年代的那些大事小情令我至今难忘。我对以汪溪、段连城、徐克、林戊荪、汪有芬这些《北京周报》改革领头人充满了敬意，他们不仅有超群的智力，魄力和毅力，还有不变的事业心，责任心和至诚无私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