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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报中文>>> 专题>>> 纪念北京周报创刊50周年>>> 我与周报
往事杂忆
吕 翎 · 时间: 2008-03-06 · 张立方

 

我是在1963年4月初调到北京周报社工作的。那时《周报》英文版刚度过五岁生日,法、西文版刚上马,社里专门主管人事、行政的部门正在组建。所以在外文局报到后,我就被任宪法同志直接送到了周报社的法文部。法文部的主任是周敏仪,给我的印象是待人真诚,讲话直率。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她一直是我敬重的直接领导,给过我许多难忘的教诲。

任宪法把我送到后就走开了。周敏仪同志去别的办公室找了把椅子让我坐下,然后向我简要介绍了《周报》的重要性和概况。她说如果我早来一个月,就能赶上《周报》创刊五周年的纪念活动了。那天周恩来总理、陆定一副总理都来了。总理还向大家讲了话……。周敏仪同志说 : “现在许多事刚刚起步,办公条件比较差。不过大家的工作情绪很高,条件会很快改善的……” 谈话间,突然有一位中年女同志蹑手蹑足地走了进来。她故作神秘,笑眯眯地,拿腔拿调地对我说:“年轻人,是新来的吧?欢迎欢迎,敝人代表敝人所在的办公室向你表示热烈欢迎。” 她边说边对我行了个欧洲十八世纪贵妇人的问候礼,然后转身小步跑了出去。周敏仪摇摇头:“这是陈迪全同志。她喜欢开玩笑,别在意。”

随后,我被带到各个办公室和大家见面。这时陈迪全又忽地出现了,她低声问周敏仪:“新同志是不是坐在我们办公室?我们那儿还有一张空着的办公桌呢。” 周敏仪转身对我说:“那也好。你就坐到陈迪全的办公室吧!她工作经验多,有不懂的可以问她。”

当我在办公桌前刚刚坐定,陈迪全大姐就拿着几页长条来了。连开场白都没有,马上开始向我讲授读稿和校对的基础知识。那绝对认真又充满风趣的第一课,我至今仍记忆清晰。说实话,法文部有许多我的老师,陈大姐是第一位。

 

从 头 学 起

来《周报》前我曾在别的单位干过几年。那里的工作氛围比较严肃,对任何一级领导都要把职务称呼出来。到《周报》后,听见的却都是“承芳同志” ,“老段同志” 等等,一时还真有点不习惯。不过这不习惯中又有一种亲切感,同时也令我对这些领导多了几分敬重。

一天中午去大食堂吃饭,在排队买饭的队伍中,我忽然发现有一位从前在工作中有过接触的大干部。我问后边的一个同志:“那是罗主任吧?” “罗主任?你说谁?哦,是罗俊同志。” 罗俊同志当时是对外文委副主任兼外文局局长。饭后,我从罗俊同志吃饭的桌前经过,冒然上前叫了一声“罗主任, 您好。” 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马上就站起身握住我的手:“你是张立方同志吧?你怎么在这里?” 我告诉他几天前调到《北京周报》了。他一边说“欢迎” ,一边对同桌就餐的同志说:“这是张立方同志,我们在接待一位意大利外宾时合作过。” “您还记得我给您做过翻译。” “你的法文不错,到《周报》可以更好地发挥了。” 我回答说:“要从头学起。”

说实在的,那天向罗俊同志表示的“要从头学起”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谦辞” 。我原先工作的单位有不少法文翻译,在我去后不久就被派去给部长作翻译,还几次到国外工作。尽管我不是那种傲慢自大的人,但年轻得意,一帆风顺,不免也会有些飘飘然的感觉。然而到《周报》后没几天,这种飘飘然的感觉就荡然无余了。我甚至有点“后怕 ” : 过去那几年的工作该打几分啊!于是我真的从头学起了。

《周报》法文部当时有二十来人,不论年轻或年长的,外文水平都很不错。不仅如此,他们还都很勤勉。手头没工作时,有的人翻阅旧稿子,有的人整理翻译笔记,有的人找外国专家讨论某个翻译问题,有的人看外文工具书,甚至还有人背辞典。庞浩是员“定稿大将” ,年纪很轻,翻译水平却是法语界公认一流的。 有一次我向他请教学习方法,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你注意没有,每天跑资料室次数最多的是谁?” 我愣了一下,但马上恍然大悟。庞浩的法文水平那么高,他仍然是我们中间跑资料室最勤的。学习真的没有捷径,勤奋比什么都重要。

数十年间《北京周报》的文字在翻译界享有盛誉,据我所知,许多单位都把每期《周报》制成卡片作参考用。 曾担任过外交部翻译室主任的里景化同志对我讲过, 他以为《周报》的译文有两个特点:一是准确可信; 二是对一些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术语或中国味特重的说法处理得很巧妙, 既不脱离原义,又清楚易懂。做到这点很不容易。

我觉得《周报》的译文质量可靠,除了上面讲到的一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严格的工作程序和制度。今天看来,有些做法也许复杂了些。但是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和出版印刷水平,这些做法是很有必要的。那时候一篇稿件译成外文后,要由“生产管理” 交另一人“初核” ,“初核”的任务是检查译文有无错漏。“初核”后交外国专家作文字润饰,再交另一人“二核” ,这是为了察看专家“改稿”有没有离开原意。之后打发厂稿,经过校对和定稿 , 稿件发送到外印厂。

在车间打长条和拼版过程中,还要经过“一校” ,“二校”, “三校”…… 。“一校”要由一个人读发厂稿,两个人同时看长条。拼版校对无误后还要“通读” ,确认再没有任何差错后才签字复印。第二天一早要从印刷车间取回机样,分发给大家做“成品检查”。此外,为汲取经验,提高水平,每周还有业务学习。请外国专家或定稿同志主讲上一期工作中发现的各种疑难问题。由于“质量第一”,“按期出版”在《周报》是人人信守的传统,即使在“文革”最动乱的日子里,各文版不仅不曾脱过期,而且校对错误率一直在万分之一以下。

有外单位的人说,你们在《周报》工作太辛苦了。其实苦也不苦。《周报》的工作确实紧张、繁忙,但也是快乐的。 走进《周报》,成为《周报》的一员,你会从心底萌生出一种事业感,一种责任心。于是再忙再累也不会觉得繁乱乏味,相反会感到充实,有收获;每次拿到新出版的杂志,你还会有一种成就感。没有人抱怨过苦,也没有人因为工作累而提出调动。

那时候,每天下了班,大家都会主动问一下张启钧(他许多年都负责生产管理)要不要加班。那年代加班好像是正常的,不加班倒像是“例外”。 为了把稿件及时发出去,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加班。如果你有事要早走,打个招呼也可以,而且马上会有人主动替你加班;有的同志有工作实在走不开,也会有人自觉地帮他做些诸如打饭、买东西,甚至接孩子的事。

那时候,每个星期有两天要去印厂做校对和清样工作,如果干到晚上十点还没完事,大家就先去印厂食堂吃夜宵(有夜餐补助),回来再接着干。许多次离开外印厂时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但那一刻的心情却像早晨的晴空一样明朗清澈。那些看似紧张枯燥的年月其实充满着生气、活力与笑声,让人永远无法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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