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岁尾路过巴黎，借宿在维拉瑞•德•瑞阿约兹路5号《人民日报》记者站。第二天早饭过后，行李已准备停当，再过半个小时就要动身去机场了。我信手从壁炉旁的小书架上取下一本精装辞书，原来是一本法国当代名人录。 此时脑海里忽然涌现出一个名字。他是一位著名作家，灵感派诗人，在《北京周报》法文版工作了3年。1968年6月离开北京时，他在机场被宣布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不得再进入中国！”登机时我们没有握手。他竭力按捺着显然难以平息的愤懑低声问道：“难道你也不把我看作是朋友了吗？”我一时无以作答。如今17年已经过去，这位曾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的巴黎老人仍然会经常回忆起他在中国度过的一千个日日夜夜吗？

翻开这本近两千页的名人录，很快就找到了Maurice Ciantar（莫里斯•西昂达）这个名字。小传后面有他的住址，但没有电话。我想起他平生不喜欢任何电器。电话机，无线电，电冰箱，电视机都和他无缘。这次肯定无法同他联系了。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的通信地址。

我和莫里斯• 西昂达是1965年他到中国后的第二天认识的。那时我们同在《周报》法文版工作。在以后两年里，我曾先后陪他去过太原，西安，黄陵，延安，武汉，长沙，湘潭，韶山，广州等许多地方。每次回来他都要写上一两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寄回法国发表。他在文章里介绍中国的古老文化，称赞新中国的发展进步。“文化革命”前到黄陵参观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很少。西昂达应该是最早瞻仰“人文初祖”陵墓的外国人之一。至今我还记得他从管理员手中接过那本残旧的签名簿时的激动神情。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那支他十分珍爱的上海产“金星”牌金笔，先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试写了几遍，然后才郑重其事地在签名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名字签在一两块龙飞凤舞的墨宝下方，很纤细，但很有力。下山路上，他告诉我，小时侯妈妈就给他讲过有关中国的童话，读中学时就知道孔夫子的大名，今天来拜谒中华民族始祖的陵园，他不仅感到异常激动，而且还觉得长眠于此的远古巨人也是他自己的祖先。西昂达不仅喜爱中国的古老文化，而且也关心中国当代的进步。他特别称赞毛泽东，很喜欢《东方红》这首民歌。一个同住在友谊宾馆的英国人说这首歌宣扬“个人迷信”。西昂达知道后很愤怒，他敲开这个英国人的房门，告诉那个英国人：“在批评中国之前，你必须先读懂中国近一百年来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必须懂得中国人淳朴的民族感情。”年过半百的西昂达喜欢着中山装，穿圆口布鞋，吃中国饭，甚至打算找一位中国农村姑娘结束他已经十分漫长的独身生活。

1966年那场突然掀起的风暴使整个中国陷入混乱。西昂达感到茫然。他不相信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敌人，说伟人间也会发生误解，相信中国人会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后来总编辑，编辑部主任也被揪斗。他居住的友谊宾馆里也打起了派仗。西昂达竭力想弄明白周围发生的“革命”，但很快就发现这很难很难。不久住在友谊宾馆的一些外国人也成立了“战斗队”，同中国“广大革命小将”一起批判“刘邓黑司令部”。有人也找到西昂达，西昂达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朋友内部的事，我们外国人不应当参加。” 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没过多久他自己也被扯进了这场“革命”，被看成是“革命”的死敌。

1968年初夏的一天，外文局造反派一个大头目派人把张启钧、姜育君和我找去（张当时是法文版的生产负责人，姜和我平日兼做些专家工作。三人都是“逍遥派”），说有确凿证据证明西昂达是“帝国主义分子”，要我们回忆和收集西昂达的“反动言行”，准备对他进行批判。后来他又多次催我们交揭发材料，我们总是借口业务工作太忙一拖再拖。最后对西昂达的批判会没有开成。

1968年6月15日西昂达将离开北京，取道香港返回巴黎。周报社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周德容通知我当天早上八点和她一起去机场海关大会议室。西昂达则在上午十点由郭立陪同从友谊宾馆去机场候机楼。西昂达到达后，周德容和我一起带他去海关办理报关手续。

几天后另一位外国专家收到了西昂达从香港写来的信，信中讲述了在机场海关遇到的事情。这位外国朋友把信交给我，并一再声明她决不会给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回信。下面便是西昂达来信的一些片断：

“走进侯机大厅，我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来给我送行的张和郭的脸上突然有了一种我不熟悉的奇怪表情，在这马上要分别的时刻，他们为什么突然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呢？海关人员把我带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房间中央的大桌子上放着我准备托运的的两件行李。四位神色十分严肃的海关官员站在大桌子旁。杂志社负责外国专家工作的那位女士坐在一把椅子上，像一尊命运女神的雕像。张站在桌子的另一端，毫无表情地望着海关人员。为首的海关官员通过张对我说：‘打开箱子！’他声色俱厉，象是在对敌人说话。我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嫌疑犯了，用时髦的话说，已经被看做是一棵‘大毒草’了！四位海关人员极其认真地检查了我的全部行李，包括箱子的衬里，然后又命令我脱去所有的衣裳！五十多年来只有我的母亲这样命令过我，而且那还是在我的孩童时代。面对这种羞辱，我愤怒了。我看了张一眼，希望他能够解释这一切。

张是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了。我们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了三年。他还曾陪同我去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平日里他总是让你感到和蔼可亲，在你遇到困难时，他总能很快帮你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让困难迎刃而解。但是现在他居然装着没注意到我的样子。出于对中国的尊重，我把愤怒压下去。在全部检查结束后，那位负责官员对我厉声喝道：‘你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是毛主席外交路线的破坏者，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们决不答应的。’

我惊呆了。我真想告诉他：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就怀着极大的荣幸访问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并且怀着无限的敬意在伟人故居前留影纪念。我还买了三十个小工艺品送给部门的每一位同事。每件工艺品上面都印着这座给人以鼓舞和力量的茅屋图案。可是现在我竟成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了！不过对这种指责我并不感到害怕，因为我相信他们应当拿出证据。

这时一位海关官员向我展示了一封信。‘从你的行李里找到的这封信就是一个罪证。’我请他准许我看看。原来这是马里著名的农学家写给我的信。我心中感到释然。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朋友，就在这封信里他还称赞了中国在农业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我刚要做解释，那位官员便把信夺了回去：‘看！信封上怎么写的？为什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中华民国”？’

这的确是许多粗心的外国人犯过的会伤害中国人感情和尊严的蠢事。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在法文或英文里漏掉‘人民’这个词，就变成‘中华共和国’了，而这正是盘据台湾的国民党使用的‘中华民国’的外文译法了。

‘不对。寄信人用心险恶，故意制造‘两个中国’，为蒋介石反动集团效力。’

我竭力压制着心中的怒气，向他保证写信人真的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况且即使他是罪人，同我这收信人又有什么干系呢？

‘你们是一丘之貉！’

我拒绝这种聋子的辩论，等着他拿出第二件所谓的罪证。

那是一个红色的小笔记本。另一位海关官员指着我在那上面写的一段文字，厉声问道：‘为什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攻击？’

我想起这是我抄录的罗伯特•纪廉1967年7月在《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的一段话。纪廉是我的朋友，一位有声望的记者，热爱中国。正是这样，他在这篇文章里对红卫兵指控刘少奇主席的各种罪名提出质疑，但他并没有试图否定这场有亿万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

‘替刘少奇鸣冤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如果你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你就不应当在笔记本上收录这类反动文章。’

我再也按捺不住了。‘请允许我说一句。对我这样年纪的人，不需要谁来指教我该抄录什么和不该抄录什么。况且你们并没有读过这篇文章的全文。’

‘难道你会抄录什么革命文章吗？告诉你，所有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妄加评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这时我请张把我抄录的这段文字准确地翻译给官员们听，可是张淡淡地说了一句：‘不用了！’

第三件罪证是一个外国同事在王府井街口拍摄的照片，背景一角有几张根本看不清楚的大字报。‘你为什么拍摄这些照片？难道你不知道不许拍摄大字报吗？’我告诉他们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我很笨，不会使用任何机械，张可以作证。‘那你为什么要保留不是你拍的照片？’

最后一件“罪证”也是一张照片。‘这个穿军装的人是谁？’我忙解释说照片上的人不是我，我从来没有穿过军装。‘那是谁？’‘是我的小弟弟，当年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时拍的。’‘你弟弟是镇压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刽子手，你是什么人不也昭然若揭了吗？’

此时我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我无力，同时我也不再想同任何人进行辩论了。我定了一下神，做了最后的申诉：‘我没有做过任何损害中国的事。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爱中国。’四位海关官员低声商议了一会儿，然后那位负责人拿出小红书，一口气向我朗读了十几条毛主席语录，并对我宣布：‘大量事实证明你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文化大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思想的敌人。但是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今天可以同意你出关，但是像你这样的反动分子今后不许再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

这时杂志社负责外事的女士从椅子上站起，眸子里充满着一种矫饰的仇恨。她高声说道：‘刚才海关同志对你的批判，我们表示完全支持。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革命对所有人都是一次考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你的真面目。如果你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当海关官员把我的护照和机票送回到我手中时，我才相信闹剧终于结束。张和郭陪着我向舷梯走去，他们丝毫没有为我获得解放表现出一点喜悦。最让我伤心的是当我问张还把不把我看做是朋友时，他竟然未做回答，而且在告别时他们都没有握一下我这个永远真诚的朋友的手。”

西昂达在这封信里的叙述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是可能因为气昏了头，登机后的一段插曲忘记提及。在我回到停机坪上的送行人止步线后不久，飞机的引擎开始发动。就在这时一位海关官员从侯机楼里跑出来，大声喊着：“飞机不能起飞，把他的箱子拿下来……。”飞机的发动机很快停了下来，机身下面的行李舱门重新打开，舷梯又被推到机舱门口。我跑上舷梯，走进机舱，请西昂达下来把他的行李打开。这一次西昂达先生拒绝了。他把一串钥匙扔给我，说了句“你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然后就坐到位子上再也不肯起来了。

海关官员打开其实并没有锁上的皮箱，很快就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装有那几件“罪证”的牛皮纸封套。令人意外的是在皮箱里居然还有有关西昂达先生所有调查材料和处理方案的卷宗……。几分钟后，望着冲上蓝天的飞机，我突然想到此刻最轻松的除了莫里斯•西昂达先生，大概还有误把卷宗和“罪证”一起放进“帝国主义分子”行李里的那几位海关官员吧！

1985年底从巴黎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按照名人录上的地址给西昂达先生寄去了一张贺年卡。让人高兴的是半个月后回信来了，信封里还有一个带活动小月历的贺卡。信是这样写的：

“昨天收到你寄来的贺卡。你和其他老同事老朋友还记得我，这让我非常感动。在新的一年到来时，再没有别的什么事比这更会让我感到幸福了。实际上我的心一直和你们在一起，我一直怀念你们伟大和美好的国家。那年听到周恩来这位杰出政治家辞世的消息，我顿时有失去了一位亲人的感觉。我仍然爱着中国。紧紧地握住你们向我伸出的手。请允许我向所有曾给过我许多关心和照顾的同志们问好。我真的想念你们大家。新年甫始，祝你们万事如意，祝中国继续走自己的路，日益繁荣昌盛。”

字迹还是那么飘逸，但看得出写字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他早已步入古稀之年了。显然并不是时间，而是真情和理解让他把十七年前遇到的憾事付诸度外，不对过去受过的屈辱耿耿于怀，而且继续关心和热爱中国。真是不容易啊！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邀请他再来中国看看呢？我马上向社长徐克同志汇报了情况，谈了自己的想法。徐克同志是在西昂达走后才来周报社的，但他听后非常赞成我的意见。他说：故旧不能忘记。象西昂达这样热爱中国，为我们的刊物做过贡献，在那个非常时期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外国友人，我们应当请他回来看看，不仅看看老朋友，还可以看看今天的中国人怎样丢掉包袱，齐心协力，奋发图强的。徐克同志还说尽管那些错事不是我们这些人干的，但我们有责任向他解释，并且向他道歉。他同意马上按组织程序给上边打报告。

这时姜育君正好在巴黎出差。我们请她先去看望一下老朋友，并转达我们的问候。姜在来信中写道：“西昂达一眼就认出了我。他握着我的手，眼里噙着泪花。那间并不太宽敞的起居室里摆着许多中国工艺品。他身体还不错，仍旧独自一人生活。他滔滔不绝地回忆愉快的往事，幸福得像个大孩子似的……”

1986年7月8日，徐克社长代表周报社向西昂达先生发出了正式邀请函，欢迎他秋天来华访问。西昂达很快就写来回信：“社长先生，收到您的邀请，我高兴得简直要窒息了。说实在的，对中国的思念使我痛苦已极。我曾悲伤地以为今生重回中国已然无望了。感谢您的慷慨，我愿听从您的安排。”

1986年10月8日清晨，我同戴祖惠、董建贵一起去首都机场迎接这位离开中国已经十八年的老朋友。侯机大厅墙上的公告牌上显示来自巴黎的CA931次班机很快就要进港。过了不久，我看见一位老者，头戴一顶圆形宽边小帽，身着一件淡绿色风衣，弯着腰推着一辆小行李车缓缓地步出大厅。我迎上前去：“西昂达先生，欢迎您。”老人停了下来。此时我注意到他的身板已不再挺直，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失去了光泽。他一把抓住我伸过去的手，把我拥在怀里。我听见他在喃喃自语：“天啊！这不是在做梦吧？”

老戴和老董也跑了过来。西昂达马上就认出了他们，并且叫得出他们的姓。我们搀扶着他向大楼外面走去。我觉得他的身子有些发抖。显然重返这个国家让他万分激动。我对他说：“十八年前，您离开北京时……”老人忽然停步，打断我的话：“不要重提那些往事了，那是历史。我理解那一切。”当汽车经过天安门时，西昂达侧过身透过玻璃窗长久地注视着城门上悬挂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太好了！毛主席还在那里。毛是伟大的人物。人们不应当忘记他。只是他的妻子不好。”

当天下午，徐克社长到宾馆看望西昂达先生，向他介绍了中国人民今天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认识， 同时代表北京周报社感谢他过去对杂志所做的贡献，并对他在“文革”期间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表示歉意。这时西昂达做了一个请求原谅的手势，然后离开座位，从放在壁橱前的皮箱里取出一瓶红葡萄酒。他说：“尊敬的社长先生，我接受您的邀请仅仅是为了看看老朋友，看看北京，看看中国。在多少年前的那一刻，我的确有过受到侮辱的感觉，但冷静下来，我对自己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只是在黄河咆哮时，不小心被风浪打湿了鞋。’……我特别敬佩邓小平先生，他以伟大政治家的风度和智慧给那场悲剧做出恰如其分的总结，并且以卓越的才智率领中国人民继续建设伟大的国家，并且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我请求我的中国朋友们不要再为我遇到的那一点意外感到不安。我感谢你们给我机会让我重温我在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幸福感，亲眼看看中国人如何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从法国带来一瓶梅多克红葡萄酒。让我用它为伟大的中国，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干杯。”

第二天，西昂达来到周报社和老同事老朋友们会面。重聚无疑给了他莫大的欢乐。不过在一间办公室里见到王云珍大姐时，他的面容忽然严肃起来。1968年他离开北京前，曾经请社外事科替他把一包图书直接邮寄到法国。外事科把这件事交给王大姐办，王大姐后来却因此事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分子”，身心都受到了许多磨难。西昂达紧握着王大姐的手说：“我真的很抱歉。那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自己把书随身带着或寄走。不过今天看到您的精神很好，身体也很结实，我心里宽慰多了。我相信您在心理上已经战胜了自己。我衷心地祝您和您全家幸福。”王大姐笑着告诉西昂达：“请您放心，我同批斗过我的那些人已经和好了，我原谅了他们，他们太年轻了！”西昂达听后高兴得大笑起来。

一星期后，西昂达去外地参观访问。我当时正受命筹办新刊《中国与非洲》，未能陪他同往。 他回到北京后，我去宾馆看他，发现他的精神极好，腰板也挺直了许多。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不觉得我比二十年前还年轻吗？你们应该再聘用我，明天我就可以去办公室上班了！”接着他兴致勃勃地讲起这次去外地参观访问的印象。他说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几千年来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两年后他还要再来看看中国人取得的新成就。

西昂达这次在中国逗留了三个多星期，走时老泪纵横。他和送行的朋友们一一握手拥抱。当他的身影渐渐远去时，我的心比一个月前平静了许多。莫里斯•西昂达先生仍然是中国的朋友。故人依旧，我真的觉得很高兴。

西昂达回到法国后又发表了几篇访华见闻，并同我们保持着书信联系。一年多后，忽然听到他患病的消息。我们马上通知在巴黎的姜育君去探望他，结果人去屋空。邻居说他病得很重，住医院治疗后，病情虽控制住，但行动很不方便，一个月前被送到养老院去了。哪家养老院呢？邻居也不清楚。从那以后我们同西昂达先生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们一直想念着这位真诚的老朋友，并且衷心地盼望他健康长寿……。

（作者为原北京周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