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荣幸地参加了《北京周报》日文版的创刊工作，并且一直奋斗到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整个前半生是与《北京周报》日文版一起度过的。就是在将来正式退休以后，只要一息尚存，还会以写稿、改稿等方式与周报保持一定的联系。《北京周报》日文版培养、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回顾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时，不知怎的，我像又回到了创刊时的小伙子的时代似的，心情很激动。我始终认为这一条人生道路是选对了。

在庆祝40周年之际，做为《北京周报》的一个成员，从我个人的角度回顾往事，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日文版的创刊是1963年8月。由于当时我还年轻，不了解上级部门做出这个决策的来龙去脉，但有一点至今觉得我们的党了不起，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一旦决定要创办一项事业，马上可以通过组织部门调集大批人材，拨款购置大量外文工具书。不到几个月，从天津、南京及北京调集的十几名在日本生长或在日本长期生活过的干部、知识分子便陆续报到了。这一批归侨知识分子中有韩飞凤同志这样的台湾同胞、旅日归侨，有林尚文同志等在国外参加过进步运动的人。韩飞凤同志在日本还曾担任过《国际新闻》（日刊）总编辑，可以说是有办报经验的。当时，社里由杨承芳、汪溪、房干等同志领导。他们都很有经验、很有胆识。在他们的领导下，日文版创刊前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社里指定老干部纪坚博同志主持日文部的工作。可以说，政治上由纪坚博同志负责，业务上由韩飞凤关照。刚开始时，就这样进入了创刊前的“练兵活动”。我在6月份就投入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活动。我当时虽最年轻、却“锋芒毕露”，被列入与老前辈并肩练兵的一类。当时，《北京周报》实行用英文编译合一，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稿件要从英文译成日文。在日本生活过的人中，岁数大一点的都在二战期间度过青年时代，当时日本社会舆论视英语为“敌国语言”，很不重视英语教育。我这一代人是在战后日本全盘美化的教育环境中长大，英语学得多一些，韩飞凤很器重我，给我很多练兵机会。不过，当时我的日语水平，只能说是一般老百姓的水平，没有经过雕琢，因此，经韩飞凤改稿，有时几乎是一片红字，改动不少。我顿时醒悟到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填补这个差距。于是，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外报、外刊，力争迅速掌握新闻报道的日语。

在8月份日文版上马时，兄弟杂志社《人民中国》日文版派陈义清担任我们的“师傅”。陈义清同志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同志，她把周报创刊工作看成是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常和周报社的同志们一起熬夜。当时，因为没有经验，往往要5 校、6校才能清样，我们有不少同志还常常躺在印厂东排车间、宽度还没身体那么宽的木架上打盹儿。尽管这样，大家毫无怨言。

此外，当时由于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外地调来，还是两地分居，很多人都临时住在西直门内冶金部招待所，上夜班回来，也无“家”可归，往往三五成群到动物园或新街口附近小饭馆喝酒。在六十年代那么一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有的人还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再加上有时还发生喝醉的情况，于是在当时往往成为“民主生活会”的检查内容。我因为酒量不大，又无天天喝酒的习惯，很少加入这个队伍，可能在当时是一个不太“合群”的人。

日文版上马之后，社里又从东北地区调来了李兆田、林茂森、刘茂芳等同志，任日文部主任、副主任。这些同志在日本统治时期学了日文，有的到日本留学过，后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调来了领导干部之后，又经孙平化同志推荐调来了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土肥驹次郎等日本同志到我社担任改稿工作。后来，大名鼎鼎的日本专家川越敏孝也到我社工作。这一时期，日文版的专家力量相当雄厚，日文版也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到了1966年，国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在日文版的影响很大。经历了这么一场大风大浪，受过大冲击的韩飞凤，一直坚持在国内，后去世。我和缪光祯、章辉夫同志坚持到逾花甲之年，仍在为日文版奋斗。我和缪光祯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章辉夫同志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我社决定在日本东京设立记者站。社里派我赴日开拓工作。我于1986年5月赴日，一直工作到1992年5月，根据社里指示按时回来又投入了国内的工作。在日本的6年实践是个内容极为丰富而又有意义的6年。我全心全意投入了开拓工作，为后人打了基础。

由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外文局、北京周报社很重用我，因此，我有机会参加了多次三刊(《北京周报》、《人民中国》、《中国画报》)读者团（有的人数超过100名）的接待工作，又有机会参加重要代表团赴日访问，我在日本的朋友相对多些，加上我是在日本生长的，对当地环境很熟悉，所以工作是相当得心应手的。除写了很多报道之外，还为周报找到了不少好友。有的朋友还通过周报，捐款修建了两所希望小学。我本人也通过这个实践更进一步得到锻炼。当然，在我回国时国内还没有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由于认识上的滞后，当时没过多地开拓创收领域，这是美中不足的一面，但这种事并非难事，只要留心，抓住创收机会还是容易的。这一点是今后周报生存、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方面。

总之，《北京周报》日文版在几十年的历程中得到了发展，也在实践中成功地培养出了几个在全国都有知名度的中译日人材。我们这些“创刊元老”同大家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创刊40周年。（该文选自《北京周报的发展历程——创刊40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