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88年8月，本文作者采访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委员、书记拜赖茨·亚诺仆

1974年,汪溪同志已恢复社领导职务,段连城同志任编辑部主任，他们以强有力的领导,把周报业务从非常状态逐步转向正常。

这年春天,一次研究报道计划时,老段谈到：西藏的变化很大,实现了历史飞跃,国外也很关注,周报应作重点报道。我那时是编辑部副主任,对老段的意见完全拥护,并表示： 如果可能的话,愿意担任这项采写任务。

我的意见被采纳,同时决定林戊荪同志和我一起去。我与老林是老相识了，曾一起在《人民中国》工作。1958年周报创刊，他参与筹备，是周报的“元老”之一。1969年我到周报后，又与他在一起。这次与他同去西藏真是“最佳搭档”！

周报采访一般是单枪匹马，这次所以要二人同行，主要考虑是任务重大。根据汪、段的意图，此行要对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变化用访问记的形式作全面的、有深度的、又是生动的报道。西藏高原自然环境特殊，一般人到那里都有个适应过程，两个人去完成任务的保险系数大些。

那时，除了援藏人员外，去西藏的人很少，不像现在有很多旅游者。人们对西藏有一种神秘感，而且认为去那里是很艰难的。说起那里的高山反应，有的人甚至谈虎色变。

西藏海拔高，氧气稀薄。人缺少氧气就会出现各种病态反应，称之为“高山反应”。患有心脏病或高血压的人是不能到那里去的。即使健康人，如果从陆路去，也许受不了逐渐升高的高山反应就半途折回，如果从空中去，也许一下飞机就趴下了，得赶快抬上急救车去医院。我们临行前都做了身体检查，心电图和血压正常，充满信心。

我们选择空中线路，乘飞机去。我们至成都民航售票处时，那里聚集了许多人，都是购买去拉萨机票的。西藏冬天的气候条件更差，而夏天相对好些，援藏干部大都选择冬天回内地休假，春末夏初赴西藏工作，此时正是赴藏的高峰期，加之天气不好，停航了两天，积压下大批的人。

我们在等票的时候，注意到有两个身着藏装的女青年，每天也来，就主动跟她们接近。交谈中了解到她们刚从成都音乐学院毕业，要返回拉萨。她们都曾是西藏的小奴隶，整天侍奉奴隶主。和平解放后成了受人尊敬的演员，其中有一位出身艺人世家，父母曾是专给农奴主唱戏的奴隶。两代艺人两种遭遇。她们的故事使我们后来写成的报道增色不少。

我们终于拿到了机票。飞机起飞后不断升高，俯视“世界屋脊”，千山万峰，冰盖雪封。飞了一程，机身下降，沿山谷飞行，机翼好像要触到两面的山似的，下面是滚滚的雅鲁藏布江。飞机在江边的机场降落。

我们走下飞机，天空蔚蓝，阳光灿烂，步伐轻快，心绪极佳。想到“一下飞机就会趴下”的说法，不禁相视而笑。

从机场到拉萨市区的公路颠簸而漫长，用了比从成都飞拉萨机场还要长得多的时间，雄伟的布达拉宫才终于跳入眼帘。

高山反应

我们由自治区办公室介绍到招待所，坐在招待所门厅的长条木椅上等待分配住房。等了好一会儿，当服务人员告知我们房号时，我觉得老林挪动了几下身子，却没站起来。掉头一看，见他面色青紫，准是高山反应了，立即扶他到房间躺下。他虽然说“没事，很快会好的”，但晚饭未吃，一直没起床。我期望他睡一夜能好起来。这一夜，我的脑袋也像撕裂一样剧痛，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亮起床后头不怎么痛了。老林还是起不了床。我有些慌了，立即去区党委办公室找昨天接待过我们的藏族女秘书。她立即派车把老林送去医院。医生检查后证实是高山反应，比较重，留下住院。

我把老林的情况向汪溪作了电话汇报，汪指示，如拉萨条件不好，可回北京治疗。但老林却坚持要“与高山反应作斗争”。

我的情况算好的，只是脉膊快得简直分不清次数。开始时上楼像在内地一样“噔噔噔”跳上去，顿时心脏震颠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难受极了，从此学乖，楼梯得慢慢上，上一层休息一下再上。即使平地走路，也不能快，不能边走路边说话，否则就会喘不过气来。这些属轻微的高山反应。我在等待老林康复期间便先在拉萨市内采访，借一辆自行车代步，走街串巷，浏览市容，逛商店，访机关、工厂、学校，了解拉萨的变化，还到翻身农奴家里拜访。我感到接触到的所有藏族同胞都很友善，他们讲述的故事使我感动。

一位翻身农奴对我说，他原来跟农奴主的牲畜一样，只不过比牲畜会说话。他是专门为农奴主缝衣服的奴隶，常常日夜辛苦，回不了家。有一次母亲来求情，竟被农奴主用铁锅砸头致死，尸体被从窗口扔出去了事。又一次，妻子来求情，被农奴主唤来的打手剥光衣服，绑在柱子上，然后放出一群狗来咬她。那时她妻子怀孕快临产了。群狗咬破了她的肚皮，咬伤了腹中的胎儿。幸亏当时解放军中的汉族医生到了拉萨，救了母女二人……。这位藏胞讲到这里，压抑住悲愤的情绪，用颤抖的手拨开坐在他身边的女儿的头发，发丛中露出伤疤。她就是当年那个还在娘胎里就受到凶残虐待的未出生的婴儿，现在是个眉清目秀的大姑娘了，在一家公司工作，我访问时她正好休假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