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思考

在回顾周报以往这段历史的时侯，我们忘不了那些早期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十分怀念众多勤勤恳恳、埋头工作、孜孜不倦、默默奉献的同志们；衷心感谢在我们当班、大家风雨同舟的时侯给予的理解、合作和支持。这些，都是唤起我们美好回忆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回忆里也有不少苦恼，有些则是力不从心的困扰。其中，曾经想得较多、至今仍然记得的，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北京周报》的性质。

作为反映我党和政府的立场、观点的时事政策性权威性周刊，《北京周报》的性质是从创刊以来就明确了的，从来没有含糊过。但要办好这样一种刊物，难度很大。这是因为，它总是处在国际舆论的前沿阵地和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无论国内外发生什么大事，它都得及时反映、表态，是躲不了，避不开，也等不得的。不但要准确反映，而且要有对外角度，讲究表达方式。这即使在政治生活正常的情况下，掌握起来已属不易。遇到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那样极左思潮逞凶肆虐的时侯，那就更是左右为难、动辄得咎、人人自危了。实际上，我们的第一任总编辑杨承芳同志才干了一年多，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就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１９６２年平反复职），可谓前车之鉴。因此，我们当班时也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慎之又慎，举轻若重，如履薄冰。这种心态赶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传统以后，才算基本解除。但办刊的难度并未因此而减小。

在新时期，象《北京周报》这种性质的刊物究竟还需不需要？我们曾反复琢磨过，认为还需要，应当坚持继续努力把它办好。虽然由于大众传媒的多元化、现代化，它远不如电视广播、信息高速公路那么直观、快捷，也不如日报来得快，时效性是相对降低了。但是，作为一本有分析，有深度，能够浓缩反映中国情况，具体阐明我内外政策、观点的周刊，其重要性并没有削弱。如果那些关注、研究中国的外国人看了我们的杂志，能够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和评估，进而通过他们的口和笔影响更多人，那么，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而这岂不是《北京周报》这样性质的刊物的价值所在吗！

二、关于《北京周报》的领导。

办好周报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中央的坚强领导，这是刊物的性质所决定的，不是什么争待遇的问题。因为它所报道的内容，归根到底，是要向世界正确反映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离开中央的领导，是不可能搞好的。

周报创办以来，幸运地得到了党中央、周总理以及中央主管部门的重视和关怀，不仅为它制定了办刊方针，而且一直视为国家重点期刊加以扶植。对此，我们是满意的、感激的。如果说还有点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有时侯领导的不那么一贯和落实。譬如８０年代初中央批准修订《北京周报》编辑方针，提出转向“独立采写、组织专稿为主”以后，我们曾多次打报告，想就一些重大问题采访党和政府一级领导人，中央外宣办领导也曾帮助联系催办，可是始终没有办成。１９９４年初因中央召开的全国外宣工作会议要求《北京周报》“改进内容，提高质量，逐步向世界性新闻周刊发展”。我们深受鼓舞，社领导班子为此作了一些调研，并向上打报告反映我们的意见，但没有下文；我们接着想搞一个长期规划的打算也落了空。我们觉得，周报搞一个长远点的规划有好处，有利于动员职工向更高目标前进，也有利于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走一步看一步的短期行为。

三、关于《北京周报》的队伍。

办好周报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要有一支政治业务素质好、具有事业心和献身精神，能够经得起风浪，不断开拓进取的干部队伍，包括一个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团结奋斗的领导班子。这也是刊物的性质所决定的。

周报创办时就调集了一批较强的专业人才作骨干，为１９６３年的大发展、大量吸纳外语人才作了组织准备。此后由于多种原因，人员进进出出的情况一直存在。但在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开放度逐渐加大和人才交流市场的开辟，我社人才流失的问题便日益突出起来，人才优化或被优化的竞争十分尖锐。原因很多，主要是工资待遇同外界同行相差悬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看来一方面需在国家财力支持下周报社自己多创收，逐步缩小个人收入水平上的差距，改善硬、软工作环境。另一方面，还得靠革命理想教育，培养年轻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在努力实现《北京周报》价值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关于《北京周报》的创收

这是我国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向绝大多数国有事业单位提出的一个大课题。即由国家全额财政拨款改为差额补贴，不足部分由单位自行创收来弥补。这是一篇大文章，我们在职的时侯已经摸索了一段，可以说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之处在于：拓展编译出版服务业，制作对外宣传品，出版书、刊、画册、折页等等；还有就是开展广告、信息服务业，为中外经济合作牵线搭桥。这些，基本上都有成果，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失败之处在于经商做生意，想法很多，但不懂行，大都没有搞成，有的上当受骗连本都赔进去了。这说明，在面向市场、从事多种经营的时侯，有一个如何扬长避短、精打细算的问题。

办好周报和多多创收，都要耗费我们的编译力量，都要增加投入。怎样处理好二者的主辅关系，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不致顾此失彼或互相干扰，我们感到不仅要有适当的总体安排，而且个人也要积极承担，量力而行，包括业余加时劳动以不损害健康为度。而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些同志过去是有惨痛教训的。

耿玉馨访问南信州新闻社永久保田真智子家 以上所说，只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小改小革。如果要大改大革，让《北京周报》自立自养，独立发展，那就要和“世界性新闻周刊”的大目标联系起来考虑。据我们对美国《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的初步了解，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以报道国际问题为主，刊登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独家新闻的周刊制作能力；二是由此引来的庞大读者群和发行量， 不是十万二十万，而是几百万；三是随发行量而升值的巨额广告收入，作为支撑周刊运转的可靠财源。三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北京周报》从我国情出发，怎样逐步创造条件，向这个大目标前进，看来是２１世纪的事了。

在即将结束这篇纪念文章的时侯，我们还想就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外国读者说几句话。多年来，他们订周报、读周报、评周报，不断地给我们提意见，提批评，鼓励我们的进步，促使我们改进工作。不少人还成了我们的知心朋友。在同他们的交往中也不乏令人难忘的事例。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耿玉馨和白日昶应邀访问日本长野县饭田市时，当地的日中友协和《北京周报》之友会几十人设宴招待我们，一起联欢、交谈，气氛非常热烈而友好。末了，全体起立振臂高呼：“《北京周报》万岁！万岁！万岁！”这三呼“万岁”的场面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他们喊出了日本人民对华友好的心声，喊出了对周报人的殷切期望，也喊出了对《北京周报》价值的肯定。至今，每当我们想起这个场面，激动的心情依然久久不能平静。

年轻的周报人：你们对此情此景有何感想？你们将怎样做来回答这些热情而友好的读者呢？（该文选自《北京周报的发展历程——创刊40年文集》

（汪溪曾任北京周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耿玉馨曾任北京周报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