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住压力，克服困难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国也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乘机对我施加压力，实行经济制裁。作为对外舆论阵地之一，《北京周报》历来处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这次又是首当其冲。许多周报订户纷纷退订，对外交流活动大都被迫中断。我社也曾一度发生新闻导向偏差。这是周报创刊以来不曾有过的。经过学习反思，大家提高了认识，吸取了教训，积极投入工作，使十年前开始的改革进程得以继续和深入。

首先是继续改革刊物内容，使之更具针对性、权威性，更有说服力。例如，１９９０年针对西方传媒散布的反对自由化就是“反民主、反自由”，就是“倒退”，“改变现行政策”，“跟改革开放相矛盾”等，周报以安治国的名义编发了《中国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文中大量引用邓小平有关言论并列举事实，阐明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真实含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社会主义道路，澄清了许多混淆的概念（当时《人民日报》等国内报纸也全文转载了此文的中文稿），在国外引起了较大反响，外电评论说它是“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回答”。针对西方国家对我人权方面的攻击，周报发表了关于中国人权状况、计划生育、妇女以及西藏的主权和人权等白皮书和有关专家的评论文章，用大量具体翔实材料批驳了西方的歪曲和污蔑。配合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初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加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持续改革开放的宣传力度，系统地报道了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放开发带、环渤海开发区以及各省市区改革开放举措。同时组织力量开展对中央部委以上领导人和国内外知名人士（如美国前国务卿黑格）具有针对性、权威性的独家专访报道。这些都收到了读者的积极反映。周报在日本的发行代理商安井正幸曾诙谐地说：“周报象这样办才有生命力，可以卖到５００日元一本（当时售价为１１０元）。”他表示来年要积极开展推销活动。

１９９０年以后，随着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西方的制裁被逐步打破。《北京周报》的对外交流活动也随之得到恢复。包括派遣出国借调出国从事经贸合作翻译服务的人员，同业之间友协之间的互访，都逐渐开展起来。而象周报与日中友协、《北京周报》之友会、周恩来纪念会等之间交流活动的频繁程度，甚至超过了八十年代中期。１９９２年７月，我社为日藉华人黄远竹牵线搭桥，实现了他捐资办两所希望小学的夙愿，受到黄远竹夫妇的赞誉，在国内也曾一度传为美谈。

九十年代初我们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来自市场经济化。上级要求把《北京周报》推向市场，从贸易发行与非贸易发行并重转向以贸易发行为主，首先要把刊物的直接成本收回来。与这个转变相适应，要求财务上从国家统收统支、实报实销转向限额补贴，不足部分由杂志社自行创收弥补。１９９０年以前，国家对周报的财政拨款一直是逐年递增的。但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削减经费６％，而且一定三年不变。在当时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经费困难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创收、开展多种经营方面动脑筋、下功夫。

首先加强经理部，在８０年代初贸易发行《今日中国》、《中国选集》、《中国与世界》等系列小丛书的基础上拓宽门路，为地方承制各种外宣品，发展出版服务业。到１９９３年，这个部组织完成的图书、画册、折页已达１３２种、１００多万册（份），成为创收的主要来源。

其次是成立公关部，承揽广告业务，并开辟“中外经济合作之桥”专栏，为企业发展对外经济交流服务。１９９３年它的总营业额突破１００万元，为此前只登封底广告时的三倍，从而开辟了周报社的第二财源。

创收成果解救了燃眉之急，使我们逐步克服了那场经费困难，并有可能实行超额计酬，提高了职工收入。再加上局领导的帮助支持，改善了社里的物质技术条件。到１９９４年底，许多文部都配备了一定的电脑设备，实现了除日文版以外的所有文版电子照排。这也是我们多年来所梦寐以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