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变革的新时代

七十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国际形势大变化，停止了国际反修论战。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北京周报》怎么办呢？

改变编辑方针，改旧图新，已是顺理成章、势在必行的了。

说顺理成章，也是我们的实践说明了的。从1977年到1980年这几年，我们不可能再执行“三个为主”的方针。客观上已无这种政治需要，实际上党报党刊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政论可转载了。这三年来，我们是按照时事政治性周刊的性格的需要努力自力更生，加强采编、精编精选或改编改写国内报刊文章，国内报道和国际问题并重的原则去办刊的。实践向我们提出：要有一个明确地修改1963年编辑方针的文件才能统一认识，团结奋战。实践也使我们有了写一个新方针的条件。于是，汪溪和段连城共同商议，要总结群众实践经验，写出一个新的方针。于是由段执笔，产生了给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报告。

1980年11月6日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第18次会议“同意修改1963年中央批准的《北京周报》办刊方针，同意北京周报社提出的下列修改意见”：

“《北京周报》的任务是报道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动向，阐述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反映我国对国际问题的观点，以增进国外对我国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了解。读者对象主要是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的外国各界人士。内容以根据对外宣传需要，独立采写、组织专稿为主，辅以改编改写国内文章。可选载适合对外宣传的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以及党报党刊重要理论、政论文章。

“为加强宣传报道的针对性和权威性，《北京周报》可及时选编中央领导同志对外宾和外国记者的谈话，用适当的形式发表。

“增加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言论。除刊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评论外，《北京周报》应组织自己的评论，可以向国内约稿或采用国内学术刊物或内部刊物中的研究材料，编成分析性的文章，可派记者出国采访“热点”地区，提供报道或评述。

“提高国内问题的报道质量。适当加强关于理论、方针、政策的宣传，可分专题比较系统地解说某一方面的问题，或针对国外读者的疑问组织专门稿件。增加刊物的知识性，做到材料丰富，成为帮助国外读者正确了解我国国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有益读物。”

中央对外宣传小组通过下达的这个编辑方针，是《北京周报》创刊以来的第三个编辑方针，也是《北京周报》的现行方针。从三次编辑方针的演变，特别是三个主辅关系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三个编辑方针基本上是对第一个编辑方针的恢复和发展，它更具体、更丰富、更完整了。它反映了前二十年办刊实践摸索出来的经验教训，也符合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总任务。因而它的贯彻执行，给周报带来了一系列的变革：

一、组织自己的采编队伍，建立比较精干、较完整的中文编辑部。包括国内、国际、评论、美编、图片、资料、通联等。这是从译载为主转向自编自采为主的必然要求，也是经过十年动乱“抄”风成灾，痛定思痛而采取的一项亡羊补牢措施。这项工作实际上在七十年代后期就已开始，但是当时要找既懂新闻、又懂外语的编辑人员很难。即使招到了，也还有一个如何掌握对外宣传要领，适应周报实际采编工作要求的问题，需要实战训练，边干边学。在这方面，当时主持编辑部编辑工作的段连城同志花了很多心血，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为《北京周报》言传身教地带出了一批能够独立采编的人才。其实战训练的内容，后来概括地反映在他离休后撰写出版的《对外传播学初探》的专著里。

二、主要对象和任务变了，刊物的内容、形式也大有改变，变成了一本实事求是地报道我国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情况，反映我党和政府立场、观点的时事性周刊。

从1979年初开始，周报除继续用一定篇幅选登政府的重要文件、文章外，显著地增加了自编自采的内容，主要包括针对国外读者关心的“热点”和疑难问题而编写的专辑、系列文章和新闻人物专访，以及陆续开辟的“编者札记”、“大事与动向”、“国际述评”、“经贸动态“、“文化与科学”、“国内战线”、“读者来信”、“画廊”等有特色的专栏。封面刊登照片，刊名彩色套印，封底刊登商业广告。这样就使周报面目一新，更象是一本杂志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内容的改革，主要是坚持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加强针对性，选题取材掌握对外角度；语言朴实通俗易懂等等。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少读者来信提出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是“非毛化”吗?中国会不会滑向资本主义?人口增长和就业问题会不会成为现代化的障碍等等。我们的编辑与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专家们合作，列举大量历史和现实材料，编写了一组全面论述中国现代化的系列文章，于1983年在周报连载。事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赞扬这组文章帮助他们打消了疑虑。

三、“编者札记”出台，有了自己的评论。1978年以后，正是我们国家刚刚实现历史性转析，迅速调整大政方针的时候，国外读者特别是对华友好人士，向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希望给予解答，另一方面，办一本时事政治性的杂志，我们时刻都想有自己撰写的评论。于是，想到了从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时的谈话记录中去寻找热点题目，摘取其中的精华之处，再加上我们的理解整理成文，就可写成评论。够不上社论的水平，就姑且称之为“编者札记”吧。

从1981年第1期起，“编者札记”同读者见面了。它每期一页，谈论一两个问题，开门见山，短小精悍，针对性强。譬如《国民经济调整》一文，回答了为什么国民经济要重点先调整一段再改革；《审判四人帮，不涉及毛主席》一文，澄清了将毛主席与“四人帮”混为一谈的谬论；《社会主义与对外开放》一文，解释了过去闭关自守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社会主义与对外开放并不矛盾的道理；《牵动亿万中国人心的台湾问题》，则用作者本人离散多年的家庭历经磨难不得不在香港重逢团聚的生动故事，表达了海峡两岸人民渴望统一的心情。

由于这个栏目的政策性、时事性很强，很快引起了外界人士的注意，它的观点常被外国通讯社、电台所转述和引用。1985年，以这个专栏文章为基础选编的《中国新时期的政策》一书，获外文局颁发的外文书籍一等奖，该专栏写作小组也被全国记协评为1983年先进集体。

四、广泛开展对外交流活动，使周报成为面向世界的一扇“中国之窗”。随着七十年代初相继打开对美对日关系的大门，周报实际上的对外交流活动在七十年代后期就已开始，到1978年以后交流活动日益广泛频繁，几乎每月都有，甚至一个月好几起。这跟当时国际上兴起的“中国热”有关。首先，是人员互访，包括同业之间的互访，如美《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德《明镜》周刊，英国《卫报》，意共《团结报》等新闻机构派人来访，我们多次派人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出访；各国对华友协、大学新闻学院和对口学科同我们之间的互访。这些交流活动，除增进了互相了解和友谊以外，带来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大批工作人员获得出国深造机会。从1975年到1989年的十五年间，我社就有63人被派到美、加、日、英、法、德等国去留学、进修和实习，其中到大学里去深造的，基本上都是通过外文局组织的统考而选拔的。由于《北京周报》平时工作紧张，人员锻炼的机会多，因而被选拔出国的人也比较多；这也许是对周报工作人员辛勤工作的一种补偿吧。这些出国进修的人员除少数滞留未归外，大多数学成归来后都成了改进工作、提高质量的业务骨干。

交流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派遣记者出国采访。有些是随我政府首脑出国采访，有些是参加我新闻、文化、出版发行代表团出国采访，有些则是我社单独派人出国进行专题采访，足迹遍及亚、非、拉、美、日国家。1986年为重点加强对美、日的宣传，派出北美工作组进驻纽约，建立东京常驻记者站，同时创办了《北京周报》北美版，并在日文版进行了加强地区针对性、增加对日专稿的试验。其它文版也进行了内容、形式“大同小异”试验。1987年为加强对非宣传，创办了《中国与非洲》月刊，全部采用专稿，内容、形式都已不是与《北京周报》大同小异，而是另外一本新的杂志了。

所有这些改革，都给《北京周报》带来了转折性的变化，迅速扩大了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知名度，受到广大国外读者的欢迎。1985年，几乎与邓小平同志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风云人物的同时，《北京周报》每期发行量再次突破13万份，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年。

1986年初，长期发行《北京周报》的美商、旧金山中国书刊社总裁诺伊思来信盛赞《北京周报》的变化和作用。信中说：“谈到基本内容的改进，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你们形成了一种外国读者能看懂的文体，基本上摆脱了陈词滥调，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和刊登不同的反应。对于新的政治发展、经济变化以及文化事业等方面的报道，《北京周报》是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在深入阐明四个现代化、开放政策、新经济区等方面，《北京周报》所起的作用是我所知道的任何其它英语杂志所不能与之相比的。”

为了了解周报的实际阅读效果，1986年我们进行了一次美国读者调查，结果表明：45%的读者是教授、学者、中国问题专家，26%是自由职业者，至于订阅目的，94%的读者表示是为了了解中国，写作、演讲，编写教材和研究参考。从美国新闻署出版的《共产主义问题》等期刊看，有关评论中国的文章大都把《北京周报》当作首选的参考材料加以引用。总之，经过八十年代初以来的实践证明，修订的编辑方针改为以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的外国各界人士为主要对象是正确的，而且已经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