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周报》创刊的回忆林戊荪作者曾任北京周报社副总编辑、外文局局长

1958年3月《北京周报》创刊，至今已整整四十年，然而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那个集体所具有的创业者气慨、敢想敢干的精神和实干苦干的作风令人怀念。

筹备工作

1957年国庆节刚过，外文出版社(外文局前身)在三楼办公室召开一次小型会议，研究创办一份英文周刊的设想，参加者我记得有冯锡良、黄祥坤(新加坡归国华侨)和我。从《人民中国》半月刊(建国后不久即创刊，为新中国第一家对外宣传刊物)到一本周刊，是个飞跃。杂志的时事性将大大加强，无论对编辑、出版、印刷还是发行，都会有更高的要求。如，发生了重大事件，不但必须报道，而且要提供必要的背景，还要有一定的分析。何况还要扩大外事和国际报道。大家都感到新任务的份量。例如，我们的生产程序，一向比较繁杂，写完了中文稿件，还要经过翻译，外国专家改稿，打字，核稿和定稿，而且要装印出来，如何在两三天内完成这些任务，是个难题。又如，新的刊物究竟需要哪类和多少人员，这些人员的素质又如何保证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据说，周刊是各类刊物中最难办好的，我们没有前例可循，所以，大家一方面感到兴奋，另方面感到责任重大。此次会议决定先做点调研，寻找一些国际上的“对手”，看看人家的周刊有哪些模式，可供上级决策时参考。还决定成立小组，由冯领导。记得不久我就调离《人民中国》，脱产专门从事筹备工作。

因为新刊物主要是针对英语世界，我们搜集的周刊样本大多是英美的，也有印度和苏联的。一种是杂志型的，如《经济学家》和《新政治家》(英国)，《民族》和《新共和》(美国)以及《新时代》(苏联)，另一种是小报(tabloid)型的，如《莫斯科新闻》(苏联)、《国民卫报》(National Guardian)(美国)和《闪电》(Blitz)(印度)。《时代》和《新闻周刊》之类，由于新闻性太强，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起初，小组倾向于第二种模式，因为这种刊物照片多可以补偿文字数量的不足，拼版、印刷和装订都较为方便。按照这一思路，还贴出样本，但后来因考虑到我们技术条件差，照片印刷效果不佳，报纸型的纸张太重，国际邮费昂贵，上级没有接受。而第一种模式的外观显得更庄重大方，既与新刊物的性质相符，又可以使用薄纸印刷，减少可观的邮费，所以最后决定采纳。之后，筹备小组还调研了器材设备、印刷和发行等问题。

进入12月，筹备工作明显加快了步伐。中央对周刊的方针、任务和性质有了明确的决策后，《人民中国》英文版出版了最后一期，宣布停刊，相当一批干部可以转移，人员很快集中起来。来自《人民中国》编辑部和英文组的有段连城、冯锡良、孟纪青、汪有芬、赵景伦、周德蓉、王德华、任家祯、王震中、方振亚、郁隽民、苏立、吴增芳、潘妙媛等。来自图书社的有王作民、方钜成、黄品长、戴尔卿、解兰等。来自图书馆的有方芷筠(后来又调来了许厥新)。还有从华侨补校调来的冯琼欢、杨力行和杨用行兄弟。令人特别兴奋的是，选中了杨承芳同志担任这一队伍的统帅。这些重大组织举措，反映了外文出版社领导的决心和各单位“全社一盘棋”的思想，对鼓舞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头来看，当时因为领导班子心中有数，又有个坚强的核心，尽管创办周刊千头万绪，有许多困难，但整个筹备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由段、冯、孟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段、冯分头领导编辑和编成工作，孟领导支部工作(后来，他还领导了发行小组)，大家很快也有了明确分工。所以无论安排在什么岗位都十分积极、主动。记得办公室还没有完全安排好，资料室初建材料不足，许多同志却已主动上打字机开始练笔了。

周报的性格

关于周报的任务、方针和读者对象，许多同志已经写过文章，我不再赘述。值得介绍的是当时关于周报性格的考虑。周报是个时事政治性刊物，又代表官方，必须具有权威性。这一特色要体现在它的内容和形式上，因此要转载《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和文章、外交部声明；但对外又要有可读性，注意外国读者的接受能力，他们和我们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差别。因此有必要用英文撰写针对特定读者，符合他们阅读习惯的稿件(如，长篇大论的材料不拟多登)。为此，设立了每周大事述评、中国与世界、报刊摘要(全部是关于国际问题的)和文化栏(轮流介绍各类主题)。其中前三个专栏尽量包括最新材料，体现刊物的时事性。周报作为严肃的刊物，应该是高雅的，但同时又要生动活泼，雅俗共赏。这一方针有众多表现。如，设“Whats on in Peking ”(北京文化动向)和后来的“侧影”就是服务性和趣味性的。又如，刊物的编排，也是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才确定的。中文刊头字是请郭沫若题的字，字体秀丽，封面是套绿，只是在节日才套红。在文内，除了在标题的写法和安排上注意多样化，还采用了大量的图表、地图、漫画和素描，为刊物大大增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倾注了创业者的思考和心血。

实战演习

回想1958年初，我记不起曾有过什么假日，春节时也未与亲人团聚，唯一记忆犹新的是在办公室赶稿子和下厂的情景，是创刊时期的喜悦。一月份开过许多会议，大家献计献策，设计各种方案，经过研究和试验“择优录取”。记得有次会议，承芳总结大家的意见，提到三个并举，好象是：编写与翻译，文章与专栏，文字与插图并举。又如他要求大家当“多面手”。象这类的提法很多，现在大都淡忘了，但有一点却印象深刻，即领导是真正走群众路线的。2月承芳同志宣布，要连续试版三期，通过实战，找出薄弱环节。他要求我们每期过后，个人要总结，还要对生产程序前后是否衔接进行检查。实战证明这种模拟式的连续作业十分必要。三期过后，人们比较习惯紧张的节奏了，而且考虑的不仅是个人工作的好坏，而且要注意到前后左右的协调，文字与图片的配合等等。试刊还为杂志积累了一批后备稿。三期的样品都送到社会上，征求意见，以便在正式出版时加以改进。

三月五日周报正式问世，一炮打响，反应强烈。一本来自新中国的权威性英文周刊航空发行到海外，获得很高的声誉。在那信息远不如今日丰富的年月，编辑部不断收到各类国内外读者的来信。另外经各方面转来信息，说明尼赫鲁、苏加诺、恩克鲁玛等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办公室订阅《北京周报》，后来又听说肯尼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也有周报。1959年，一位美国专家经过苏联返京，当时她亲口对我说，她与苏共中央国际部一位人士讨论共运问题，令她吃惊的是对方找出《北京周报》作为自己的依据。可是最令我们兴奋的是中央首长的表扬，特别当我们听说毛主席在阅读周报，他认为周报办得很有生气，要《红旗》杂志学习周报的编排等等时，我们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为什么初创的《北京周报》(尽管还是个“婴儿”、有许多不成熟之处)能为新中国在国际上发出如此响亮的声音呢?

当然，这首先应归功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和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归功于中央的重视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但它与办刊的指导思想正确，路子走得对，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较高以及他们的创业、敬业精神也是分不开的。（该文选自《北京周报的发展历程——创刊40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