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周报》初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部光荣史，应归功于全体同志，归功于那个时代。一个20人左右的队伍曾为这一事业流过汗、出过力。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感人事迹比比皆是，我在这里提到的只能是挂一漏万。为了周报，他们曾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现在他们有的已不在人间，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已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然而他们是伟大的创业者，在对外宣传事业中，应名垂青史。

首任总编辑杨承芳

杨承芳是位老同志，他1927年入党，后尽管经历坎坷，一直不忘初衷，为中国革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他在对外宣传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多年从事翻译和外语写作，据我所知，解放前，他曾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工作过。

他勤奋好学，潜心阅读和研究外报，英文写作能力令许多英美专家叹服。1958年和1959年，承芳同志在百忙之中，亲自为周报撰写了许多评论和文章。美国专家查佩克(Chapek)曾对我说，这种政论文章，放在哪里都是珍品。

他有自己独特的领导风格和艺术。周报每周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两个小时。除了小结上周的工作和说明下周刊物的编成(一般由段负责)，承芳总要就国内外大事发表看法，实际上传达了领导同志讲话和中央文件的精神(承芳列席《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编委会，能及时了解情况)，对鼓舞士气，提高同志们的认识，做好编写和其他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在这些讲话中，他考虑到对象的水平和特点，言简意赅，有声有色，所以很中听。在当时很多人不能看文件、但工作上又需要了解中央精神的情况下，这是个很有效的办法。

我为周报曾先后写过三、四种专栏，其中“每周大事述评”(现改名“大事与动向”)和“国际时事述评”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由承芳直接领导的。每次定选题，由我先向他汇报题目，并简要说明处理每个选题的角度和想法。他听后，总要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同意，或修正，或发挥(强调应注意的重点)，或否定。我听后，常有眼前有座明灯、心中亮堂多了的感觉。思想明确了，写起来就得心应手。而承芳审稿也很痛快。他认为不妥的地方就删去，有时是一两句，个别时是整段的。他在这里那里增改几个字，总是恰到好处。经他删改，文章的思想和写作水平提高了。

承芳还有个特点，就是他平易近人，与群众同甘共苦。加班加点在周报是家常便饭。一个时期，支持各国人民的群众大会和游行接连不断，往往又多在周末举行。我分工负责这类报道，经常星期天采访后赶回办公室写稿，而承芳身患糖尿病，坚持来办公室为我审定稿件。他总是耐心地等待，每当我走进他的房间，向他交稿时，看到他和蔼而又平静的面孔，我心中只怪自己不是个快手，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心情。

翻开周报，读者首先看到的就是一篇简短的评论(实际上是社论)。有经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各类说理性文章中最难写的一种，而承芳勇挑重担为周报写出了不少这类精品。它们的特点是用精确而又生动的英语(idiomatic Engligh)，通俗易懂地解说我国的政策和成就。在揭露和反驳西方对中国的污蔑时，尽量引用他们自己的言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里篇幅有限，不允许详细介绍，但他所写的有些文章标题，可谓“标新立异”，对英语读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值得一提。例如：

“九比一”(9 to 1)(说明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上与下”(Up and Down)(比较中美经济，中国欣欣向荣，美国陷入危机)

“一、二、三”(One, Two, Three)(介绍“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制度)

“说‘不’是不行的”(No is No Answer)(批评美国无端反对我国)

这些标题说明承芳在对外宣传中的探索和努力，本应予以肯定和推广，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居然遭到批判。当时指责他篡改党的口号，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严重，实在不公，可悲可叹。问题是承芳写的这类稿件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是对头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对于稿件来说当然是根本性的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说，宣传要讲对象，讲效果，否则是对牛弹琴，无的放矢，必然毫无实效。这一真理值得牢记。

1959年反右倾，承芳受到错误的批判，被解除总编辑职务，极左思潮给杂志带来的损失是有目共睹的。1962年平反以后，他又复出，而且丝毫没有气馁，反而鼓起更大的勇气，领导了1963年的改版和大发展。

三套马车

除了杨承芳，在当年周报的领导核心中，还有几位得力的中层干部。创刊初期，段连城、冯锡良二人年岁不高，但已是相当老练的新闻工作者了。他们都是科班出身，受过正规新闻训练，又有近十年的实际工作经验。老段是外文社有名的才子、快手，在《人民中国》当过多年的编辑部主任，负责供稿。他最擅长写专题报道，又有采访和新闻写作经验，中英文底子厚。但为工作需要，他集中精力从事编成。周报初创时仅24页，但由于精编，很少用长文章。因此，除了专栏，每期需七、八篇文章，而且要涉及方方面面，国内国外，长短搭配。有许多精萃的选题是他设计的，许多出色的稿件是他改写的；必要时，他还要自己动手，赶写一两篇评论。特别是碰上政治运动，自己可能还要进行检查，加上1958年又下放了大批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仍要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发稿，段日夜操劳、默默耕耘，真可谓忍辱负重。后来承芳不在岗位，社里进行所谓“书刊检查”，段承受了极大的政治压力。1962年困难时期，他患肝炎与此有关，长期的压力和劳累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

冯锡良曾负责《人民中国》英文版，对英文刊物的编排、美术、校对等有过实际领导经验。他有很高的审美水平，对周报面貌的形成做出过突出的贡献。这样说并不等于他不善于写文章。记得创刊后他曾写过一篇介绍青海的文章，经过专家润色，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他用的笔名叫Wei Qu(未去)，因为实际上，由于工作需要，他根本无法出去采访，稿件是靠剪报材料写出的。可见他的写作技巧。他每期都要下厂，至少干一个通宵。后来他患高血压，不能说与此无关。老冯为人稳健，善于团结同志。他的领导组织才能和新闻专业知识，后来在《中国日报》得到充分的发挥。例如：由于该报刊登了许多好照片，而且尺寸放大，在一次全国评奖中，冯荣获“慧眼奖”。

孟纪青负责领导支部和做群众思想工作，他本人也是业务干部，曾在《上海新闻》和《人民中国》英文版工作，因此能够理解周报及其干部的特点，在工作中注意支持和配合而不是干扰或冲击业务工作。他和段、冯三位一体，坐在一个办公室，因而出现“三套马车”的说法，他很注意掌握政策和分寸，在做青年的工作时，苦口婆心，为人称道。坚持这些原则和作风，在“反右”之后，运动频频的年月，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因而也是极其宝贵的。

我的其他同事

在写稿方面，有像方钜成(撰写“每周大事述评”)和王作民(撰写文化栏)这样的高手。他们后来都写出了像《周恩来传》和《美国万花筒》那样高水平的专著。在翻译方面，有像黄品长、任家祯那样的文法家和快手(必要的话，任每日可译一万字)。在经济方面，有像赵景伦和王德华那样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美编有郁隽民、苏立；校对有吴增芳、解兰、杨氏兄弟、冯琼欢。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本行的专家。汪有芬和我当时年龄都在30岁左右，凡是工作需要的我们都干，因此从老同志那里学到了多方面的本领。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勇于挑担子，身兼数职，蔚然成风。为了找材料，资料室的人员可以专门到新华社或北图去寻索；核稿人员则打破砂锅问到底，以保证事实的准确性。校对有的错误率是万分之几，而且还经常在长条上提出质疑和改进建议。他们为了帮助专栏作者计算篇幅，设计了一种简易可行的办法，使在办公室打字和印厂排字的行距相等，从而减少发稿后删节的麻烦。后来，有些校对还开始写稿。还有许多人参加了业余发行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周由苏立画出广告牌，介绍当期杂志内容，由黄品长在回家途中送到王府井外文书店展出。苏立负责编排，每期都要下厂，但他还要挤出时间来画地图、制图表。陈依范每期改稿，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但晚上回家还要为刊物画几幅漫画。

来自国外的工作者

陈依范从二十年代起多次来中国，帮助和参加我国革命，曾在我国和苏联、英国、美国从事新闻、写作和漫画工作。艾泼斯坦更是在中国成长，长期直接参加中国革命事业的。应该说，他们两位老革命既是外国专家，又是我们自己的同志。陈曾担任《人民中国》的副总编，艾培在《中国建设》身负重任，一半时间在周报。陈为“文化栏”所付出的心血，无可估量，可是他同时又与我合作编写“西洋景”(Passing Show),并为此专栏画漫画。他多才多艺，什么类型的稿件都能改。他画的漫画水平高，深受读者欢迎。我所认识的陈依范还是个老黄牛，需要的话，八小时之余还要带一批稿件回家“开夜车”。

此外，还有美国人查佩克(1958、1959年)和苏珊(1960年)为周报改稿。他们本人都是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查佩克为人热情奔放，点子特多。他自称是个“pepper shaker”(胡椒面瓶子)，为我们的稿件撒了许多“胡椒面”，用以“添味”，大大加强对外的可读性。苏珊政治上很强，对中国十分友善。她有很高的英文文字水平。她的特点是尊重中国同志，主要在文字上加工，很少改动原文的结构。

回忆过去是为了今天和明天。当时人们所具有的那种百折不挠的事业心，那种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新路子的勇气，以及同志们之间的团结协作，仍然是办好外宣刊物所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