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一个人说过，几年前当他们参观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的故居时，都会发现这样一个场景：在那张被传媒报道过无数次的主席的大床的床头，摆放的书报杂志中最外边最上面的是一本英文《北京周报》。到这里参观的周报人无不被这一场景感动着，他们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伟人与《北京周报》的不解之缘萦系着周报人的感情，伟人对周报的关心，激励着周报人在风雨中走过四十个春秋。

四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周报也有了很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年中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到第二代领导集体，第二代领导集体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而这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无一不同《北京周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一不关心着《北京周报》的成长与发展。

毛泽东与《北京周报》

关于毛泽东与《北京周报》的故事最多，连时下流行的有关领袖人物的书中也不肯放过这样的细节：“毛泽东为适应接待外宾的需要，开始学习英语，英文版《北京周报》他每期必看。他把《北京周报》中的文章念出声来，让老师来纠正发音。”这段文字的真实可靠性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毛主席当年学习英语时，《北京周报》是他重要的读物和参考资料。

毛主席十分重视《北京周报》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这仅从下面一例中即可看出。195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接到一个任务：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同志要他从过去的笔记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宣传毛泽东思想。同年夏天，该书基本完成，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毛泽东很满意，要何其芳再写一篇序言，几经修改，送给毛泽东审阅。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给何其芳写了一封信，说：“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

《北京周报》创刊初期，由于国内出版行业水平不高，加上周报出版周期的限制，周报上不能刊登太多的照片。大家开动脑筋，想出一个办法，请几位美编画些插图、漫画，并加上地图、图表等，配在文字中。毛主席看后，十分赞赏，说，周报文图并茂，插图很好。另外，由于周报创刊初期的骨干有几位对刊物的外观设计非常在行，编排水平在当时也属一流，毛主席给予肯定，并指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学习周报的编排。

当然，毛主席对《北京周报》也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文化大革命中，国内宣传上的那种风格，多数人都有印象。那么对外宣传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一点周报开始也没有解决得很好，一味跟着“左”的调子跑。毛主席提出批评说：“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现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又不要失掉原则。昨天原子弹公报、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是无际的，都有际。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不是百分，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就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周总理召集周报等单位负责人传达毛主席指示，并限期整改。

邓小平与《北京周报》

我们在整理北京周报社的档案时，发现了邓小平同志对《北京周报》的一份亲笔批示。1978年，《北京周报》阿拉伯文版翻译葛小和给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写信，反映自1975年下半年《北京周报》增设阿文版以来，由于外国专家难请和我们翻译水平不足，迟迟出不了周刊，只能勉强出月刊。来信认为现在出阿文版政治条件不成熟，刊物基本上是无的放矢，读者很少，建议停办阿文版以节省资金。邓小平看后，当即批示：“我看意见是对的。”

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心下，阿文版后来停刊了，使得《北京周报》文版布局趋于合理。这是小平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实例。

江泽民与《北京周报》

江泽民同志精通俄文、英文，在1997年9月到美国访问时，还用英文发表演讲，回答提问，其表现出来的新一代中共领导核心的风彩倍受世人赞赏。江泽民同志对《北京周报》也十分熟悉。

1992年4月1日，即将出访日本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接见日本记者代表团，北京周报社记者黎海波（现副总编辑）参加了采访。《北京周报》为配合江泽民的此次出访，特别组织了一期中日关系专辑，并作了封面，封面上是站在富士山前微笑的江泽民同志。这天江泽民同志的兴致特别高，当黎海波通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吴健民向江总书记提出为《北京周报》题词时，他愉快地表示同意。他看了黎海波带来的封面打样问：“这张照片不错嘛，是谁拍的？”黎回答：“是从新华社选的。”江主席于是提笔在封面打样上写下“中国之窗世界之友”，恰如其份地概括了《北京周报》的性质和作用。（该文选自《北京周报的发展历程——创刊40年文集》

(北京周报社社长助理李明根据有关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