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已在周报度过了33个春秋。今天《北京周报》已届“不惑之年”，成为一本成熟的杂志。而我也由一个幼稚的中学生成长为一个教授级的翻译。

我是在周报的培养下成长的。周报创刊时汇集了一批新闻出版工作的英才，他们的经验、才干，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不但很快确立了《北京周报》在国际上的地位，还影响、教育了一批批“后来人”，将他们开拓的事业继承、发展下去。英文部老同志合影

我的成长直接得益于周报老同志们的言传身教。当十九岁的我怯生生迈进周报的门坎时，除学过几年英文外无任何专长和技能，是冯琼欢、解兰老师手把手教我打字，一句句带我读稿子学校对。在“五•七”干校时，是林戊荪老师鼓励我不要放弃业务学习并利用无数个午休时间教我翻译技巧。在“文革”中，周报的老同志们虽遭受种种屈辱，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们不计前嫌，给曾在运动中冲击过他们的年青人开班授课并分别带“徒弟”。

我有幸当了黄品长老师的“弟子”。黄老师对工作对做学问都十分严谨，常被人视为“苛求”，故有人在“文革”初期贴大字报称他为“黄老虎”。他待人律己都很严格，如他要求打字员必须将标题打在稿纸的正中间，不许在错字上覆盖×字，还挑人为他打字。他送打字的译稿的确非常规范、整洁，没有任何涂改，常让技术不过硬的打字员汗颜。

当严师的学生使我受益匪浅。70年代图书馆还被禁止开放，英文小说更加珍贵。为鼓励我们多看书，他将自己珍藏的英文小说借给我们看，并要求一周读一本，上课还要讨论。当时我们一周工作六天，每天8小时满负荷，下班后除经常加班外还有两晚上政治学习。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功课”，我每天都要苦读到深夜一、两点甚至更晚。老师这一逼真逼出了读书的习惯和速度，直到今天若几天没读书就感到惶惶然。

作为周刊，《北京周报》对工作效率要求极高。这方面老同志们更是楷模。他们编稿，翻译，甚至打字都是既快又好。第一次为任家祯老师打字时已下班了，为了节省时间我边打字他边校对。我因手生特别怕人看，他越看，我越急，越急越出错，越慢。急不可耐的任老师突然将我从椅子上挤下来，自己坐上去打起来，当着众人我觉得很伤自尊心，再加上黄老师也从不让我打字，我觉得很惭愧，从此下决心勤学苦练，很快成为一名合格打字员。

我翻译的速度也是老同志“逼”出来的。留学归来后老同志或因各种原因离开周报或在外学习，立刻将我“逼上梁山”。当时任英文部主任的王德华老师是唯一留下工作的老同志。王老师是一位对自己要求异常严格极为勤勉的学者。他每天早上不到7：30就到办公室，将工作分配好后就埋头工作，从不闲聊。我到办公室时，稿子早在桌上等我了，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有时急得我真想跳。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王老师的勤奋使我钦佩，令我感动，日久天长我养成了翻译稿件“一气呵成”的习惯，这种工作方式确实比干干歇歇的那种效率高多了。

33年前当我因自己才疏学浅而自卑，甚至想入非非去圆幼时的医生梦时，当时的英文部主任段连城劝我不要“南辕北辙”，要踏踏实实从最基本工作开始做起。以后的历届领导同样在业务上，政治思想上给予我极大的关心和帮助。曾两次推荐我出国留学，鼓励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委以我英文部主任的重任，还力荐我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和高级技术职称。

我庆幸当年能到《北京周报》来工作，在这里有耕耘，也有收获，有付出，也有回报。在这里我当真还圆了我的“医生梦”——在“五•七”干校时，我被任命为连队的“赤脚医生”，边喂猪，边看病。（该文选自《北京周报的发展历程——创刊40年文集》）

（作者曾任北京周报社英文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