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告别在英国的父母，哥哥，弟弟和妹妹，只身乘轮，远涉重洋，来到祖国的广州。后被安排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学习中文。后来，我想去念大学，而学校认为我可以工作，就把我和二位新西兰华侨杨力行和杨用行，一起调到英文版《人民中国》（英文《北京周报》的前身）工作，一直到现在。回忆过去，犹历历在目。

英文周报是在1958年3月创刊。筹备期间，同时要出版《人民中国》，所以大家都很辛苦，也很兴奋，毫无怨言。英文周报，开始是由张彦同志和冯锡良同志负责筹备，后由杨承芳同志和冯锡良接替。成立时，英文周报只有五、六间办公室，组织简单，设备简陋。正式出版时，杨承芳同志任总编辑，他每期还用英文写社论一篇。冯锡良同志任执行编辑。另有六位编辑用英文写稿，二位专家（陈依范和爱泼斯坦）改稿，陈依范还写稿和画漫画、插画。二位英文打字员，四位校对员，一位编辑兼设计，一位编排兼设计、摄影，还画地图、图表，一位图书和资料管理员。

起先，我做英文打字工作。所有英文和翻译稿件，经专家润饰后，杂乱潦草，都需打成清稿，有时经过二、三次，才能发送外文印刷厂排字。

此后，我参加校对工作。周报对于校对要求高，而时间又紧。开始是二人一组，后改为三人一组，一人念稿，二人各校对一份条样，再统一起来，交工人改稿。当时，每期出32页，如有重要文件，要出40页，甚至80页。在外文印刷厂，随校随改，直至改清。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到清晨。第二天，拼好版的周报，经过总编辑、执行编辑、编辑和翻译分别阅读，修改，再统一。校对们即去印刷厂，改成清样付印，已是半夜了，工作相当辛苦，但是大家都无怨言。记得几乎每次都是吃了夜宵，再继续工作。又记得我们曾经住宿在西直门内冶金部招待所，晚上由于大门已紧锁，大家只得爬墙进去。

我曾领导过校对小组，并制订英文规格手册。

接着，我担任通联工作，起草英文信件，后因国外来信减少，就翻译旅游专栏文章，一直至今。

我在英国出生，刚来英文《人民中国》工作时，只能听懂一些广东话，不能说北京话。开会时，我用英文发言，或讲简单北京话，插入英语。领导指派一位同志，教我中文，渐渐地，我能听懂北京话，也会说了，最后竟能翻译了。

我二十岁时来祖国，一直在英文《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工作，由于领导的关怀和同志们的照顾和帮助，我工作和生活很愉快，感到温暖。周报犹如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无论老同志和年轻同志，都以名字互相称呼，或加个老字，如老杨和老冯。我曾患淋巴结核，住在结核病医院，杨承芳同志还亲自到医院看望我，送我一包葡萄糖。我又患过乳腺癌，动过两次手术，也是由于领导的关怀和同志们的照顾，很快恢复健康，继续工作。

我热爱周报这个大家庭，我永远怀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