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不是对口援建的机制本身很难充分体现受援方的需求？

郭晓鸣：我觉得不是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对口援建没有形成一种让援建方的供给目标和受援方的需求目标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更充分地讨论的互动机制，而这是完全有可能通过改善加以解决的。就像扶贫工作一样，过去也是救助式的扶贫，就是我给什么，你就拿什么；现在是参与式的扶贫，就是让受益的群体去选择、去实施项目，让他们在实施中受益，并在实施完成后，持续受益。

记者：这是先期制度设计方面的缺失吗？

郭晓鸣：应该是吧。但这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应该可以理解。

记者：如果中央政府把资金直接给四川或者当地政府会更好吗？

郭晓鸣：也不能简单地这么认为。援建方如果把钱直接给当地政府也可能会有资金流向的担心，至少它自己做可以保证这些资金的用途。目前的一些项目可能没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当地农民的需求，用四川话来说就是“不划算”。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乡村内部项目实施权，利益分配权，交给农民。这是一种效率最高的办法，可以防止中间资源的流失。

因为对口援建的工作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您说的这种机制似乎无法达成了。

就四川方面来说，当然希望这个过程继续下去。四川省提出要变对口援建为对口合作。这种合作主要是由过去的无偿的给与变成产业发展的合作。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双赢。中国东西部的互补性本来就是存在的，东部有更高的加工水平，但是严重的资源短缺；西部整体上是资源富集区，但加工业落后。灾区有很多矿产资源、水电的发展也是有可能建立共赢机制的。从农业方面看，如果汶川生态农业的深度开发做得好的话，完全可能进入援建方的市场，满足其对绿色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的需求。

记者：这是否需要中央层面的推动才能够实施和继续？

郭晓鸣：郭晓鸣：从援建方和受援方的层面可能推动起来会存在难度。需要中央政府的基于区域平衡发展的需要进行有效协调，实现由无偿式援建向合作式援建的转换。

记者：您认为对口支援可以成为一个长期的机制吗？

郭晓鸣：它是可以复制的。但是需要进行一些改进。单纯依靠政治要求，而没有区域合作的机制，它的持续性会受到挑战。在一开始就应当建立援助的回报机制，而不是单纯的给予。第二个就是在当地要有选择权，这样投入的钱会少一些，效率会更高一些。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汶川的整体规划和产业布局？

郭晓鸣：区域的发展规划,首先它应不是一个单纯的自上而下的过程，也不是外部专家在短期内能够做出的。在汶川哪个乡镇适合做什么，一般意义上说，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有更多的发言权。产业规划应该是上下结合的，当地干部和农民应实际参与到规划的编制过程中，让他们有一个通道，了解重要的信息。目前，似乎有一些“洋崇拜”，过度依赖高级别的专家，规划可能很漂亮，但让人担心它的操作性。所有的规划项目最后都要落地，是当地的人在做。如果当地人只是被动的参与，那么以后的实施难免会出现偏差。

记者：您认为未来的汶川应该是什么样？

郭晓鸣：汶川过去的是“高耗能工业+传统农业”的二元结构产业布局。作为是成都平原的生态屏障，汶川发展高污染的工业是不恰当。在农业发展方面，应该是生态农业和它的民族资源充分耦合，把汶川打造成为九寨沟环线上的具有独特优势的重要生态农业基地和乡村旅游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