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东西部的农业存在哪些差异？

郭晓鸣：最大的差异是在投入能力方面的差异。东部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普遍比较高。农业结构调整推进比较明显。低档的农产品基本退出了，基本上是附加值比较高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投入比较高，产业链条都在延伸。但在四川西部的山区、丘陵地区，绝大部分农业仍是传统的，规模小、每个农户几亩地，产出有限，商品率低。

记者：您如何评价新农村建设在受灾地区的推进？

郭晓鸣：我认为，现有的新农村建设大多数还只能集中资源在局部区域探索一些发展模式，尚不具备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大范围推广的条件。新农村建设在灾区要结合对口援建提供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在环境整治和公共服务配套方面加以突破和完善，缩小与城市的差别。安全饮水、交通、教育、医保、养老保险、低保，这些才是灾区新农村建设最需要的实际的东西。

记者：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您如何评价中央政府的对口支援政策？

郭晓鸣：这是一次最大程度体现中国的制度优势的举措，我觉得总体上应该是成功的，但是如果加以改进的话，可以做得更好，更有效率。

农业的发展是对口援建的一个短板。这是可以理解的，援建方的需求和受援方的需求存在一些偏差，援建方更容易关注一些重大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但这些可能存在一些供给和需求的错位，比如农民可能更需要做一些土地的开垦和恢复，除了主要的灌溉系统，一些小型的灌溉系统也需要恢复，除了主要的通乡通村公路之外，还有一些田间道路和户道急需进行修复，但是这些项目因为太小可能没有办法安排。

另外，在汶川农村的援建项目中，也有一些超越当地实际需求的方面，一些设施甚至要“一百年不落后”。如果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在当地农民很多实际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条件下，这样的选择可能就存在一些资源配置方面的问题。

这可能是对口援建的机制有些问题，当地社区、村民，包括政府的参与度不够，没有构建起规范的互动机制，这些方面都有较大的改善余地。

记者：在采访中，我们发现通过对口援建农村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当地的生产方式似乎没有相应的跟进，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郭晓鸣：生产方式的改变靠灾区的内生力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口援建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转变当地生产方式的机会。广东是发达地区，它的特色农业是非常有基础的，把它的技术和生产模式、农产品加工、物流与当地进行对接改造，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让汶川的生态农业在较高的起点上发展。但是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做的不是太多。

现有的对口援建比较局限于直接的硬件改造，没有扩大援建的内涵。在灾后重建的早期，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灾区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发展的需求。但在实际的援建过程中，对农村产业发展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视程度仍然是不够的，这也必然导致生产方式的改变明显滞后于基础设施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