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农历乙丑年，俗称牛年。东汉时，北方各族已逐步南迁，他们的动物纪年法与汉族的干支纪年法相结合，便出现了流传至今的十二属相纪年法。然而，人类与牛的关系几乎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从那以后直到今天，牛在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远古时期，牛由捕猎对象变为家畜，首先是为了吃肉和祭祀。《札记》中就有“中央土，食稷与牛”和“祭天子以牺牛”的记载。直到汉朝，各级官府都设有专门养牛的机关，按牛的性别、品种、毛色和角形分成等级，随时供祭祀盟会及食用。那时皇帝也十分尊重养牛。如有大臣因故辞职告退，皇帝执意挽留的话，便特诏“赐其养牛”，以表诚意与期望。汉元帝时丞相匡衡、汉成帝时丞相张禹都因此受皇帝特诏“赐养牛一”，并继续留任辅佐朝政多年。

在古代牛还用于战事。战国时齐国名将田单被燕军困在即墨城，曾以火牛突围成功。与此相联系的是“斗牛”，自古就作为一种军体活动，一度流行于世界各地。我国汉朝也有杂耍斗牛表演，河南南阳出土的一块画象石上就有人牛激烈相斗的“角抵图”，不过没有流传下来罢了。不过，唐以前牛的主要用途之一还是拉车。《书经》上的“肇牵车牛”和《易经》上的“服牛乘马”就可证明。直到唐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

一般认为，牛耕始于汉武帝时期，到唐朝开始普及。从此以后，牛便与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历代都重农抑商，又由于养牛不需要特别饲料，而农活样样能干，所以历来贫苦农民都把牛与土地视为命根子。唐朝诗人颜仁郁在《农家》一诗中首先将牛与农家苦连在一起：“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宋朝伟大爱国诗人陆游在《农家叹》中写道：“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梗。牛领疮见骨，叱叱犹夜耕。”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世代当牛作马的劳动人民，历来关心牛的命运。清末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领袖颁发新的历法，规定将十二相属中的“丑牛”改为“好牛”。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牛的身上，反映在许多文学作品之中。早在晋人干宝的《搜神记》中，就记有一则《牛能言》的故事，表达了农民希望牛能帮助自己禳灾避祸的心理。宋朝的《太平广记》中有一则《金牛》的故事，说明牛遍体是宝的道理。《聊斋志异》里也有《飞牛》的故事，劝人“待牛须亲，方值千金”。明末清初还出现了小说《义牛传》，其中的“义牛”为救主人，不仅刺虎落渊，而且以利角顶死了鱼肉百姓的恶霸和贪官，简直成了除暴安民的神物!

基于上述种种美好的神话与传说，历代还把牛当成镇妖灭邪、吉祥如意的象征。公元386年，北魏开国之主拓跋珪登代王位，就选择在山西右玉县牛川这块“吉地”举行盛大庆典。山西临汾城在五代和明朝时曾两次挖出铁卧牛，当时就“以为祥”。直到1977年又有卧牛出土，才弄清了该城何以又叫“卧牛城”。明朝抗敌英雄于谦任河南巡抚时，就在屡遭黄河水患的开封城北铸一只两米多高的铁牛，背上铸着“镇御堤坊，波涛水息”字样。

解放前，许多易闹水灾的河边都立有镇水铁牛或牛王庙，目的也是为求平安。这种观念也反映在我国南方以及东南西亚各国的农村习俗里。

在漫长的历史中，牛不仅因其在农业生产中的特殊作用而受到人民的尊重与喜爱，而且还以它坚韧不拔，开拓向前，为民造福，任劳任怨，不怕牺牲的品格受到人民的赞颂。南宋宰相、民族英雄李纲在艰苦抗敌却备受迫害时曾高吟《病牛待》：“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许多仁人志士也每每以牛相喻，写下了不少肝胆照人、直抒胸臆的篇章。

说古道今，牛年话牛，方觉今朝不一般。在牛年新春之际，让我们借用牛的坚韧不拔、开拓前进的性格和它的吉祥如意的象征，祝愿我们祖国的事业、我们的家庭生活，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