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为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并与美国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大选相互影响

自从1929-1933年大危机终结传统“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以来，政府被认为必须承担调控经济、削弱和消除经济危机的责任，经济动荡与美国选举之间便开始建立了日益密切的联系。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政客们向公众兜售其政见，期望获得尽可能多的选票“收入”，经济动荡则提供了一个比平时尖锐得多的机会来检验其政见。

与此同时，候选人政见给市场造成的印象（在这里重要的是印象而不是实质），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和危机的走向，尽管这种影响明显不如在职执政者决策的影响那么大，因为市场参与者们知道，候选人的主张将决定不久的将来政府的决策。目前，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为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并蔓延全球，冲击实质经济部门，相应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大选相互影响。

尽管大选与危机之间相互影响，但就这次大选而言，危机对大选的影响显然高于大选对危机的影响。因为小布什总统虽然在执政期间显得有些欠缺通盘的战略考虑，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如同大萧条期间胡佛那样束手无所作为的政治领导人，而是力图有所作为。

由于领导美国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泥潭，甚至在西方阵营内部也制造了深刻的裂痕，小布什总统显然不会乐意在史册之上留下一个失败的形象，70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恰恰给他创造了一个展示强有力行动者形象的机会，他也正在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在此情况下，尽管现任总统为了取得两党赞成和保持政策连续性，在制定救援政策的过程中也会邀请两党候选人参与，如白宫在向国会提交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表决之前就先邀请两党候选人和国会大佬们商讨，但候选人们更多地只能是因应危机和救援的发展兜售自己的见解主张，而不足以凭借自己的见解主张左右市场预期和走向。

通常，大选期间的经济危机不利于执政党的候选人，因为人们一般会假定执政党的政策对萧条负有责任，执政党的候选人则是这些政策的支持者。正因为如此，在竞选前夕和期间，执政者会努力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刺激经济增长，以便提高本党候选人当选的几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两大宏观调控工具中，由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具有关键的影响力，为了避免政府的不当干预危及经济稳定性，通过数十年来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中央银行独立性原则。某些中央银行家还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典型如1987-2006年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曾经被称作“经济沙皇”、“经济总统”，甚至一度流行这样的说法，就是谁当总统无所谓，只要格林斯潘担任联储主席就行。以至于不管是总统，还是候选人，还是国会议员，都想借助他的声望为自己脸上贴金，为自己的政见打上“质量可靠”的印记。

尽管如此，中央银行（在美国是联储）的独立性是有限的，政治教训表明，中央银行的领导者一定要协调自己的行为与政治现实和时代的基调。如果与当权的政治领导人发生激烈冲突，可能会损害中央银行的机构独立性和力量。

而且，虽然货币政策是“独立”制定的，但中央银行运作于一个存在总统、国会、以及未来选举重要影响的政治环境之中，预算安排、支出水平、税收负担和赤字都对货币政策、货币市场状况和利率施加着重大影响，不是行政部门被动接受货币政策，而是货币政策常常要依据行政部门决策造成的影响进行调整，无论如何“独立”的中央银行家都休想彻底逃脱政治领袖的势力范围，相反，他们还需要仰仗政治力量达到自己的政策目的。倘若我们深入探究，我们会发现，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真正掌管世界事务的政客们有意制造的一个幻象而已，因为这样一来，当经济形势不佳时，他们可以方便地归咎于中央银行家们而不是自己决策失误。

与此同时，在这场危机中，尽管伯南克领导联储也作出了超越常规的积极行动，通过利率调整、提供融资等方式缓解流动性枯竭，遏制信贷紧缩，但由于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机构监管失控和资本负债结构濒临崩溃，承担监管、向金融机构注入新股本、收购不良信贷资产等职责的财政部发挥的作用更大，更为关键。

正因为当前危机救援的主角是在位的执政者，而不是如同1930年代信誉破产且无行动工具的胡佛，所以，候选人们当下能做的主要还是根据形势的风向调整其政见主张，竭力向选民显示自己的见解主张更能化解危机，自己更有活力去解决危机。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下，角逐选战的政客们政见也变化多端。在去年出版的《动荡的年代》一书中，格林斯潘仍盛赞金融市场的魔力，斥责呼吁加强监管者的愚蠢；而麦凯恩则极为推崇这位大师，去年提议由格林斯潘领导一个税务改革委员会。然而，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格林斯潘的声誉正在下跌，传统上追捧自由放任思想的保守主义者麦凯恩则摇身一变而充当起了监管的拥护者。

在这场危机当中，制造了危机却领取天文数字高薪的金融高管们已经沦为美欧的全民公敌，社会上普遍的情绪是华尔街高管不能一边从纳税人口袋里掏钱为企业亏损买单，一边却每年拿走数千万美元、乃至数亿美元薪水与各种津贴。正因为如此，在7000亿美元救援之争中，我们看到，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普遍支持为身陷泥潭的华尔街机构提供紧急救援，同时要求受益企业限制高管年薪，支持者中包括民主党人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等国会大佬，也包括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贝拉克•奥巴马和约翰•麦凯恩。

实事求是地说，某些当下更能引起社会共鸣的主张未必具有长久的可行性，附和和兜售这些主张的政客们内心也未必信奉。然而，在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下，对于富有雄心的政治家而言，即使明知颇有神秘本质而近乎卢梭所谓“共同意志”的“公众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最善于宣传者鼓动起来的）不可行，与之明确对抗也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行为，政治上正确的办法应当是随声附和，等待依据愚蠢言论而实施的愚蠢行为自行暴露后果，届时再寻找机会丢掉这些愚蠢政策而偷偷溜回到比较明智的政策。由于数百万乃至亿万公众中任何人都无须为“公众舆论”承担个人责任，“公众舆论”本质就是易变和健忘的，这一策略成功的几率因而相当可观。那么，在奥巴马和麦凯恩两位候选人目前竭力兜售的主张中，那些会在不久的未来被他们偷偷抛弃呢？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需要全球性的协调才能妥善解决；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对协调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协调可行与否。然而，协调虽然是必要的，有无协调的规则、按怎样的规则协调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不幸的是，与金本位制时代不同，目前并不存在一种明确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规则，协调更多地取决于当事国意愿和力量的角逐，而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仁慈的霸权。

在二战之后数十年来的国际货币金融危机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其它危机国家强行推销以“自由化＋财政紧缩”为特征的“稳定计划”（stabilization program）为名，而这种措施对于根源在于金融部门而且具有自我实现性质的危机全然没有效力，反而可能因导致内需进一步萎缩、信贷危境而加剧危机的痛苦。即使仅仅就财政部门而言，“自由化＋财政紧缩”的IMF稳定计划也往往不但无法实现财政平衡目标，反而有可能造成自我实现的财政危机：内需萎缩以及信贷危境所造成的三角债导致财政收入下降速度超过支出削减速度，在1998年俄罗斯危机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情形。正因为如此，“IMF萧条”乃至“IMF骚乱”在接受救援的危机国家并不罕见。

“自由化＋财政紧缩”的IMF危机稳定计划之所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来自美国的强烈主张；然而，美国通过基金组织要求发展中国家严格奉行平衡预算戒律和优先发展私人投资的做法，恰恰与美国本国在19世纪时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和财政膨胀行为形成了讽刺性的对照。

美国目前的救援计划与“自由化＋财政紧缩”完全背道而驰，这一点有目共睹；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还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向其它国家转嫁危机，至少是转嫁危机调整的负担。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