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九洲体育馆，来自南京的王宇诚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突发里氏8.0级特大地震，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000余万人顷刻间沦为了灾民。

在灾区，记者看到来自中国各地的10多万名军人、警察和专业救援队员在废墟中竭尽全力拯救被困者的生命，20多万名志愿者为服务灾民尽其所能，数百亿元的赈灾物资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向灾区，国际社会伸出援手与中国共度难关……一场世所罕见的人类与自然灾害间的战斗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专业救援：科学和科技的力量

2008年5月13日，绵竹市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内，一座部分倒塌的大楼废墟前聚集着上百名群众。废墟中还有幸存者，可是频繁的余震和摇摇欲坠的残垣断壁，使人们的脸上充满焦急与无奈的神情。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30岁的搜救队员卢杰摸进了废墟。他发现了一名幸存者，但是这位幸存者的腿被几块交错层叠的水泥板死死压住。如果贸然搬动任何一块水泥板，都会引起坍塌。幸存者提出，锯掉自己的腿，卢杰没有同意。

经过观察，卢杰冷静地指挥吊车将两块关键的水泥板同时吊起，叠成“人”字形，这样既腾出搜救空间，又使废墟形成相对的稳定。6个小时之后，这名幸存者成功脱险，在场群众为卢杰的勇气和智慧报以热烈的掌声。

卢杰是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助队中的骨干队员。地震发生后，他和其他186名队友带着生命探测仪、百吨液压顶、切割机等专业救援工具和12只搜救犬，在8小时内从北京赶到了灾区。这些参加过伊朗、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国地震救援工作的小伙子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废墟，处理最棘手的问题，因为他们最专业。亲临现场指挥的温家宝总理对这支救援队给予了厚望，要求他们用过硬的技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最终，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助队成功地从死亡线上救出49名被困者。

卢杰认为，搜救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合理地使用科学的方法。而在救援行动展开之初，“科学救灾”就成为整个抗震救灾工作的方针。

在灾区，科学性不仅体现在现场搜救幸存者，还通过遥感技术监测地质、水文变化，启用卫星网远程救治伤员。灾民安置、地震监测、次生灾害预防、生产恢复、基础设施保障和灾后重建等方面也都以科学为指导。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说：“（中国）救灾工作井然有序。中国人展示了他们熟练处理危机的能力。”

全国支援：真情与协作的绽放

2008年5月24日，4辆大型卡车风尘仆仆地驶进了成都的粮库。当地负责人紧紧握住从车上下来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市委书记董凤山的手，说道：“感谢你们为灾区送来大米，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离灾区3800多公里之遥的尚志市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就开始筹集善款，失业人员和退休老人都把他们的救济金和养老钱捐了出来。市政府得知灾区缺粮，随即购买了200吨大米装上4辆卡车，由市委书记董凤山带队，连同100万元现金日夜兼程地用3天时间送抵灾区。董凤山表示：“灾区人民就是我们的亲人，帮助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对四川灾区的援助从未间断。截至5月29日，全国共接受国内外各界捐赠款物总计373.07亿元。如此短的时间内筹集到如此多的善款，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城市里的血站前，无偿献血的群众排起了长队。晚上10点多，北京血液中心里依然挤满了自愿献血的市民。由于灾区帐篷紧缺，企业24小时加紧赶制。在灾民安置点，瓶装水、速食品物资充足，甚至还有新鲜的水果，各地的医疗队也都进驻，灾民的饮食、医疗得到了保障。目前，全国21个省市对重灾区县的救援和重建展开了对口援助。在灾区采访的日本电视台记者及川光昭表示，自己曾对灾民的生活担心，看到这些后感到安心了。

这些场景让中国民众感到很振奋、很温暖。因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传统美德，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逝。大难唤起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珍视，人类共有的爱心得到充分的绽放。

志愿者：刮目相看“80后”

“去北川擂鼓镇的人，到这里上车。”一个身材高瘦的小伙子向着一群扛着大包小包行李的灾民高声招呼着。如果不是他胸前贴着“中国志愿者”的红色标志，那么这个穿着花格衬衫、牛仔裤的小伙子与一名普通的城市没有不同。

“我叫李春龙，今年20岁。”小伙子一边介绍着自己，一边帮助上车的灾民递送行李。地震发生后，在外地当司机的李春龙就赶往他的家乡——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在途中的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容纳了3万名左右灾民的安置地，他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父母。随后，李春龙便在此当上了志愿者，为照料灾民的生活跑前跑后。

随着灾情逐步稳定，又恰逢农忙季节，在政府的安排下，不少惦记着家中庄稼的灾民开始陆续返乡。李春龙几天来一直在帮助他们回家。汽车启动后，他一边给灾民分发装有方便面、饼干和瓶装水的食物袋，一边对他们的身份逐一登记，以便和接收单位准确交接。等所有工作都忙完，车程已经过半。这时，这位每天只睡3小时的小伙子才得空坐在汽车地板上歇口气。

“我不担心父母。”李春龙笑着说，“体育馆里有好几千名志愿者，他们都会帮我照顾二老。” 据不完全统计，仅震后一周内就有20多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到达灾区开展服务。他们活跃在现场搜救、医疗救护、心理安慰、物资配送、照料孤残、收集灾民信息等多项工作当中。在他们身后，还有100万的城乡民众正源源不断地赶来。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志愿者行动。如果算上年初全国100多万人争当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热烈局面，那么，2008年称得上是“中国志愿者元年”。在志愿者中，有许多像李春龙这样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被认为在娇生惯养中长大的独生子女，表现出不怕吃苦、勇于奉献的精神，让人刮目相看。不少媒体赞扬道，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将近10天一直靠饼干充饥的李春龙望着车窗外一片片的废墟和满车的灾民说：“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干。”

心理救助：驱散灾民心头的阴霾

“大家听我口令，抬起左脚。好的，现在换成右脚……我们加快动作好不好？来，左、右、左、右……”来自南京的心理干预人员、36岁的王宇诚带领着一群七八岁的灾区儿童，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兴高采烈地做着游戏，天真和快乐又回到了这些娃娃的脸上。在他们身后，一顶蓝色帐篷上贴满了孩子们画的画，上面有绿树、红房子、彩虹和笑脸……20多个孩子坐在帐篷边看着小人书。

“这个时候对受灾儿童进行心理救助非常必要。”有着多年心理干预经验的王宇诚说，“孩子的心理免疫很弱，如果不及时让他们摆脱灾难带来的心理阴影，那么这些不利因素会给孩子们今后的性格和生活造成深远的影响。”

北川县曲江小学5年级学生王伟龙目睹了同学在地震中遇难，这个成绩优秀、活泼好动的男孩变得不爱说话、甚至厌食，一刻也不许母亲离开。从武汉赶来的心理医生申静看到后，就陪在他身边，与他一起画画、写字，用温柔的话语和他憧憬美好的未来，并不时地拥抱、爱抚这个心灵受伤的孩子。两天后，申静发现王伟龙自己走出了帐篷，主动帮助其他人做事。当他将一张写着“愿我的好朋友们安息，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字条交给申静时，她知道这个孩子已经开始接受现实，面对社会了。

在灾区，经常能看到佩带着“心理救援”袖标的人员。他们来自北京、上海、重庆、香港等不同城市，既有政府组织的专业团队，也有民间的志愿者。他们服务的对象不仅包括灾民，还有现场救援人员。如此规模庞大的心理干预活动在中国还属首次。

国际援助：中国与世界并肩战斗

“别慌，马上就出来了。”俄罗斯救援队的中方随员吴晓勇不断地在与被救者对话。这是5月17日晚8点，俄罗斯救援队在都江堰市一所住宅楼的废墟里发现了一名幸存者。

队员列戈辛（Vladimir Legoshin）回忆说，这位妇女被压在垮塌的地板下面，现场情况比较复杂，在营救过程中还要小心不使这栋建筑进一步倒塌。随着水泥地板被切割出一个长一米、宽半米的长方形缺口，幸存者的双脚露了出来。4名俄罗斯队员抓住她的双脚，托着后背，将这名被困长达127个小时的幸存者解救出来。在外边久候的人群赞扬俄罗斯救援队“太棒了！”。

灾后第4天，日本救援队作为第一支国际救援队到达了中国。随后，俄罗斯、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和香港、台湾地区的救援人员也在灾区开展起搜救工作。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来自海外的救灾物资采取快速入境的办法，并对各类国际支援表示感谢。美国《洛杉矶时报》撰文评价道：“中国在救灾行动中的表现既现代又灵活，而且很开放。”

中国政府始终以“救人第一”作为救灾工作的首要原则。只要为了救人，任何国家和地区、任何救援方式，中国都表示欢迎。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具备了全球化的思维，融入国际社会的态度更加积极。

正像一个有为的人不会被困难击倒，相反会在同困难的斗争中不断成长一样，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温家宝总理看望灾区学生时，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4个字。虽然灾难让中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但它也让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成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团结、坚韧、勇敢、智慧和自信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