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５月３０日电（记者程云杰　刘劼）为帮助数千万在四川省汶川大地震中失去家园的民众重新安居，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将争取在３个月内完成对灾害损失的评估和对灾区重建规划的前期调研，让受灾民众直接参这项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民主步骤。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王金华３０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损失评估是为了对灾区重建提供参照，而规划调研的主要目的是在掌握受灾群众需求的第一手信息的同时，让当地居民能够直接参与家园重建。

他说，这项调研由教育、交通、民政、水利、通信、卫生以及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分头进行，并最终将报告向国务院汇总。

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灾后重建时间表，但是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已部署成立灾后重建规划组，要求按照“统筹规划、科学评估、分步实施”的原则，在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现场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开展地质地理环境条件评估和建设项目选址工作，抓紧编制灾后重建总体规划。

王金华说，让受灾群众安居不仅需要科学选址，还需要尊重受灾群众的需求和呼声，保证他们在重建过程中的话语权和知情权，因为家园重建的关键就在于社区重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说，地震造成了房倒屋塌、山区的水利、交通和电力设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但是这并不等于原有的社区不存在了，只要人在，人们对社区的心里归属就依然存在，人们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就应得到保障。

５月１２日，汶川发生里氏８．０级特大地震后，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湖北、贵州、河南、陕西和湖南等地受灾。据权威部门通报，估计这次地震遇难总人数将超过８万人。此外，倒塌房屋６５０余万间，损坏房屋２３１４多万间。

为了尽快恢复受灾地区的正常生产生活，国家减灾委员会科学技术部抗震救灾专家组已经就临时安置点设立提出了建议，包括鼓励“原乡镇、村委会建制的灾民实行集中居住，暂时无法实行集中居住的利用原有建制进行管理”等。

专家们认为，这些原则实际上为重建社区创造了方便，也有利于灾民“共渡难关”“互相帮助”“减少孤独”。

王金华指出，实施“参与式”重建在中国是有制度保障的。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城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必须就涉及“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只要有五分之一以上的１８岁以上的居民、五分之一以上的户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小组提议，就应当召集居民会议。

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议，村民委员会就应召集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包括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和宅基地使用等。

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决策中，均鼓励公民参与，将其作为扩大人民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内容。中国公民参与的渠道不断拓宽，如带有“中国式”民主意味的信访制度，领导接待日以及政风行风热线，方兴未艾的听证会、旁听会等。

目前，中共党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征集民众建议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渠道，也是人民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有效途径。

由于这次地震的重灾区地处山区，受灾群众中农业人口比重大，温铁军建议在社区重建过程中借鉴国务院扶贫办实施“整村推进”的扶贫经验，充分发掘乡土中国的社会资源。

“整村推进”是中国政府为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自２００１年开始提出的农村扶贫工作思路，主要是以村为单位，用参与式方法自下而上制定扶贫开发计划。通过参与，老百姓有渠道掌握项目资金的使用、监督项目的实施，也客观上稳定了农村的社会结构，改善了乡村治理。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６年间，中国选择确定了１４．８万个贫困村，覆盖了８３％的贫困人口，并在六年间成功地把绝对贫困人口从３２００万减少到２１４８万，贫困发生率由３．４％下降到２．３％。

温铁军说，灾区重建最怕一刀切。山区十里不同峰，只有实施参与式重建，让村民们给重建事项排排序，自己决定是该先修路，架电还是修复农田，才能激发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找到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鉴于受灾地区是１０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以羌族藏族居多，其中羌族的四个主要聚居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和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均为重灾县，这就使灾区重建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

温铁军说，一定要允许按照山区民众传统的建筑习俗来组织建设，不能让建筑承包商用水泥在农村堆块块，也不要妄想一夜之间实现城乡一体化，用城市去规划农村，把农村搞得很庞杂。

他说，搞灾后重建一定要在重视硬件建设的同时注重社会组织和制度建设，让社区居民参与其中进行民主决策。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在同一时刻让所有人满意，只有依靠日趋完善的组织制度，允许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才有助于形成最佳政策，减少社会成本，避免使问题演变成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