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在南京享受过欢乐、和平、秩序井然的进步的生活。还曾希翼过更为美好的日子。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日本军队已经来到了南京,他们带来了恐怖、毁灭与死亡。日军第一次入侵安全区的时间,是13日上午十一点钟。

当时,我和两个委员驱车前去接待从南面进入安全区的一支日军小分队。开始之时,他们似乎并无恶意。可是几分钟过后,他们就杀死了因他们的出现而惊慌逃跑的二十个难民。凡奔跑者一律枪杀或刺死,这似乎已经成了这里的定律,就象1932年的上海一样。

“来不及逃离南京的中国士兵,都躲到安全区来请求保护。我们在总部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并保证说,只要他们缴械投降,日本人便不会伤害他们的生命。然而,我们的话成了虚伪的允诺。时隔不久,这些士兵就被日本人带出去,全部枪毙、刀劈、刺杀而死。早知结局如此,他们真不如在战场上拼它个鱼死网破啊!“那天,炮火尚未完全停息,不过落在安全区的炮弹已经不多了。晚上,我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发现了一些弹片。几块弹片从手术室的窗户里射进来,险些击中了正在做手术的威尔逊医生。有颗炮弹穿过了大学的新宿舍;但没有造成伤亡。

南京最漂亮的建筑物——交通部大楼及其富丽堂皇的礼堂,都在大火中燃烧。但究竟是中弹起火,还是中国士兵败退时放的火,我们就不知道了。

“14日星期二,日军的坦克、炮队、步兵、卡车象潮水一 样涌进城内。笼罩一切的恐怖开始了,并且在随后的十天中日甚一日。日本军队是中国的首都——可恨的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的征服者。他们洋洋得意、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经在南京上空散发传单,宣称日本军队是中国人民唯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良民。当然,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日军肆无忌惮地奸淫妇女、抢劫财物、屠杀无辜者,就这样显示着他们的“诚意”。日本人从我们的收容所里拉去许多难民。

我们以为这些人是去充当夫役的,可他们一去便杳无音讯,恐怕永远也不能知其所终了。一个带着随从的日本陆军上校光顾了我的办公室。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企图知道“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的下落。一天之中,日本兵还接连四次到我们这里来,企图弄走我们的汽车。而在别的地方,日本兵也的确成功地偷走了我们的三辆汽车。在索恩离家去斯坦利家的五分钟内,日本兵就将他的住宅挂的美国国旗扯下来扔在地上,并且敲碎了一扇窗户,然后逃之夭夭。他们还想偷我们汽车,而且偷走了两辆。从这以后,我们便不得不派两个美国人用其大部分时间来驾驶汽车为难民运送大米和燃煤。我们的人每天对付日本偷车贼的经历本身就可以写成十分生动的故事。在金陵大学医院,日本人还抢走了护士的手表和钢笔。

“那一天,《纽约时报》的德丁乘汽车去上海,我匆匆写了一封信请他带上。但对他此行的成功,我们并无足够的信心。果然,他在句容县就不得不折回南京。《芝加哥日报》的斯蒂尔设法去了一趟江边,他回来说,许多日本驱逐舰开到南京来了。一个日本陆军中尉告诉他说,巴内依号炮舰已经沉没了,但没有说明其细节,也没有提及其它沉没的船只。巴内依号上的朋友们曾经极力主张我们上舰离去,可我们坚持留下。于是,他们便留给我们两根长绳子,借助于此,我们可以爬上城墙、到达江边。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现在巴内依号已经遇炸沉没了,我们倒反而安然无恙。

“我们的主席、西门子洋行( SiemensChinaCo .,)驻南京的负责人诺波先生,和我们的秘书斯迈思先生,拜访了日军司令部。他们希望见到日军的指挥官,从而阻止日军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胡作非为。但是,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次日才能进入南京,他们的拜访无济于事。

“星期三,我开车回我在安全区外的住宅,想看看一切是否正常。昨天,我的住宅的每一扇门都是锁着的,但是今天,边门已经砸碎了,南门已经打开了。我没有时间仔细查看,便请一位在这条街上巡逻的态度比较友好的陆军少校替我照料,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当时,一位日本海军的参谋军官正等着我,他对巴内依号的损失表示了深切的关心,但也说不出事件的详情。他说,南京的美国侨民如果想去上海,日本海军愿意派一艘驱逐舰送行。不仅如此,日本海军还愿意为美国侨民拍发纯属私人事务的无线电报。我写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稿:‘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威尔伯:南京外侨均平安无事,请转告各有关方面。’同时我还告诉这位日本军官,除了两位新闻记者以外,我们其余的人都希望留在南京。对此,他似乎有点失望。

“我主动驾车送这位日本海军军官回舰,可他却不得不步行整整四英里。因为在半路上,我们就被一位陆军少校拦住了。这位少校说,我们正在歼灭中国军队,老百姓不得再往北去,那里危险。当时,我们的汽车正停在军政部旁边,日本军队正在屠杀几百名可怜的无武装的中国士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很明显,日本军官不让我过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样一来,日本海军濑田号军舰的关口先生便不得不步行余下的路程了。而我本人,则在当天下午偷偷地从后面的马路绕过那位狂暴的陆军少校到了下关。可是在下关城门口,我又被日本人拦住了。当时我与路透社的史密斯和斯蒂尔同行,他们准备乘日本驱逐舰离开南京,因此最后我们还是被放行了。我已经描述过这道城门附近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不得不驱车在死尸堆中穿行。这种情形是难以用笔墨来描述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行程。

“在下关码头,我们碰见了《纽约时报》的德丁和派拉蒙电影公司的阿特·门肯。不久以前,我曾和他们一道在西北——陕西、西安——作过一次旅行。此刻,他们也准备到上海去。我答应德丁,替他将汽车开回美国大使馆。日本大使馆的冈村先生刚从上海回来,也在码头上。他将巴内依号炮舰及美孚石油公司船只上的死伤者的姓名告诉了我们,我便主动邀请他与我一同乘车进城。但是在城门口,我们又被拦住了。卫兵坚决不放我进去,说外国人一律不得入城,即使我刚刚出城也概莫能外。甚至冈村先生向卫兵解释说明,也无济于事,因为日本大使馆对军队本来就是无可奈何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等冈村乘车进城去日军司令部,替我弄一张特别通行证。我在城门口等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只觉得四下臭气冲天,一群群野狗正在啃咬着死难者的尸体。不过当时我带着11月号的《读者文摘》,这是我所收到的外面寄来的最后一个邮件。读着这份杂志,我才觉得时间过得快一 点。

“晚上我们召开办公会议的时候,传来消息说,日本人正呆在我们总部附近一个收容所,要将一千三百名难民全部带走枪毙。我们知道,这些难民中有许多人曾经是军人,可是当天下午一位日本军官已经答应诺波,不再伤害他们的生命。

然而现在,日本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在手持上刺刀的步枪的士兵们押送下,难民们无声无息地一列列向刑场行进。他们每一百个人被绳子绑成一堆,头上的帽子都被士兵们粗暴地掼在地上。我们的前车灯的光芒照亮了他们。目睹如此惨状,我们的心情沉重无比。昨天,四个从南方来的广州孩子极其勉强地向我缴出了自己的武器,他们在行列中吗?还有一个来自北方的身材高大强壮的士官,他作出最后决定时的绝望的目光依然在我心头闪现,他也在行列中吗?我竟然说日本人会保全他们的生命,这是多么的愚蠢啊!我们本指望日本军队会履行自己的诺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以自己的来到来恢复秩序。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将目睹日军如此野蛮的暴行!这种暴行在现代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更为恐怖的日子正在到来。

“16日,运输问题变得极其严重,因为日本人还在偷我们的汽车和卡车。我们的中国职员还呆在美国大使馆没有回来,我又去了那里,借了艾奇逊先生的卡车交给米尔斯去运送燃煤。由于我们大规模地收容难民,三个大食堂需要大量的大米和燃煤。现在,我们已经设立了二十五个收容所,每一处少则二百人,多则一万二千人。仅金陵大学的建筑物内,就有差不多三万难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的妇女和儿童,也迅速地由三千增至九千,甚至连建筑物之间的过道都挤满了难民,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占用了。我们本来准备给每一个难民十六平方英尺的地盘,可实际上他们挤在远比这小得多的空间里。南京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可是在金陵大学,尤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安全。

沃特琳女士、特威兰夫人和陈夫人,都是关怀和保护妇女的英雄。

“从那天上午开始,日本人强奸妇女的消息不断传来。据我们所知,被日本人抢去的妇女在一百个以上,其中有七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抢去的。而在家中被强奸的妇女,肯定还要多于这个数目的许多倍。几百名妇女在街上徘徊,企图寻找安全的场所。在吃午饭的时候,里格斯跑来大叫,说法学院和最高法院内的难民全数被日本人带走了,其中还有五 十名我们的警察。他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只能猜测了。里格斯曾经向日方提出抗议,可得到的却是日本军官粗暴的殴打。

日本人还搜寻并抢去了难民全部的钱和物,包括他们最后所有的一点点食物。下午四点开会的时候,我们听到附近传来的杀害难民的枪声。对于可怜的难民来说,这是令人恐怖得无法言说的一天。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令人厌恶得无法言说的一天。

“我和六个人住在巴克教授那里。驱车去他那儿吃午饭的路上,我花几分钟去了我自己的住宅。两面美国国旗还在飘荡,大使馆的布告也依然贴在大门和前门的门板上。可是边门已经被日本人捣毁了。门户洞开,里面混乱不堪。所有的抽屉、壁橱和箱子都打开了,锁也被砸烂了,阁楼上扔了齐脚踝深的杂物。我不可能停下来看看何物被劫,但是被褥、衣服和食物大多不翼而飞了。王正廷博士作为礼物赠给我的雕刻精美的麻栗树屏风架上的刺绣,也被撕走了。日本人还砸烂了一张沉重的橡树餐桌。美联社的耶茨·麦克丹尼尔——我们的最后一名记者,于下午乘另一艘驱逐舰去了上海。我又托他带了一封短信,真希望这封信能够平安送达。”

选自：(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著《侵华日军暴行录》P 1—22,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