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形之下,恐怖是难以描述的。日本军官虚伪地宣称,他们‘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翻中国政府、解救中国人民’,这真是令人作呕!“南京的这种恐怖当然不能显示日本帝国的伟大胜利。日本无疑有其值得尊敬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老百姓。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些人应该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手段,去补救这些日子以来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所受到的损害。有个别日本士兵和军官象绅士一样克制自己,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得起自己的帝国。但就其整体来说,日本军人的行为糟糕以极。”

一位几乎在中国渡过了自己一生的外国侨民,在下面这封私人信件中对南京发生的种种事情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除了有关私人事务的内容大部分被略去以外,他的信按其在上海的朋友所收到的原件照抄如下:“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读来令人反胃的、其罪恶性与恐怖性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眼下,一帮匪徒正在随心所欲、毫不怜悯地蹂躏着和平的善良的守法的人民。即使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能够读到我的这封信,我也认为这一事件有说出来的必要。否则,我将不得安宁。只有极少几个人能够叙述这一事件,幸运的是,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要说的,只是整个事件中一个并不完整的小部分。至于这一切究竟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希望这场灾难尽快结束,但恐怕,不是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中国的那个地方,灾难还会要延续好几个月。我认为,这场恐怖在现代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现在是圣诞节前夕,我就从12月10日开始讲吧。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我们在南京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折磨。中国军队败退了,日本军队进来了。12月10日那天,南京还是一 个我们为之骄傲的美丽的城市,法律严明、秩序井然。可是今天的南京,却躺在一片荒芜之中。整个城市横遭蹂躏、洗劫一空,大部分都被烧成了焦土。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在南京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天,就象人间地狱一样。我本人的生命尚无严重的危险。不过,看见疯狂的日本兵从其强奸妇女的屋子里醉醺醺地走出来,并非一件安全的事情,当一柄刺刀搁在自己的胸膛或者一把手枪指着自己的头部,要你少管闲事时,也许任何一个人都会难以自持的。日本军队最讨厌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他们曾通知各国侨民离此它去,因为他们不愿愿旁观者存在。可就是留在这里,我们也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那些甚至只剩下最后一块铜板、最后一床被子 (眼下正值滴水成冰的寒冬)的穷人的微不足道的财产,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就连可怜的黄包车夫的车子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

和我们一起呆在安全区的成百上千名早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清白无辜的平民被搜寻出来,或者被当作活靶练习刺杀,或者当着我们的面被枪毙——杀害他们的枪声持续不断、不绝于耳。还有许多妇女跪在我们面前悲泣,恳求我们从蹂躏她们的野兽手中解救她们。不仅如此,我们还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日本军队不是一次而是十几次地扯下、侮辱我们的国旗,并抢劫我们的住宅。我们只能看着自己所热爱的城市及自己为之努力工作的机关,被日本军队按部就班地蓄意焚毁。眼下的南京,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间地狱!“我们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呢?日本官员每天都向我们保证说,情况将立即好转,‘我们将竭尽全力’——但情况却一天比一天恶化。现在我们被告知,又有两万士兵组成的一个日军师正在向南京开来。他们是否也会进行抢劫、屠杀与奸淫呢?现在,可供抢劫的东西所剩无几,整个城市都已经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了。上周,日军士兵一直忙着将各家商店仓库的存货装上卡车运走,空空如也的房子也被他们付之一炬。我们非常不安地得知,我们所存的大米和面粉,只能维持二十万难民三个星期的食用了。燃煤也只能再维持十天。况且,即使我们还有足以维持三个月的存粮,三个月以后又吃什么呢?难民们的房屋都已经毁于一旦,他们又住到什么地方去呢?在目前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疾病与瘟疫不久就会流行开来,长此以往,他们是生存不下去的。想到这一切,我们常常吓得浑身冷汗直冒地在半夜醒来,然后睁着双眼等待天明——您想象过这样一种情景吗?“我们每天都向日本大使馆呼吁,表示我们的抗议,提出我们的建议,并且提交关于日军残暴罪行的详细报告。和蔼的使馆人员彬彬有礼地接待我们,可事实上,对于军队他们豪无干预的权力。胜利了的军人应该获得犒劳,而所谓犒劳就是抢劫、屠杀与奸淫,就是以不可想象的极端野蛮而残酷的暴行加之于中国人民,尽管日本军队曾经洋洋得意地向全世界宣称,他们是前来保护与友待中国人民的。毫无疑问,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要全面叙述过去十天中所发生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悲的是,当事情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为世人所知晓时,就已经是一个陈旧的故事,就不再是所谓的‘新闻’了。

尽管日本人一直在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称,他们已经在横遭洗劫与焚毁的南京市建立了法制与秩序,被蹂躏的南京居民曾经张开双臂、摇着大旗欢迎他们,但是我还是要从我的日记本上,摘录在这期间南京所发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至少我的某些朋友会对这些事件感兴趣。留下关于这些不幸的日子的永久记录,我本人也会感到欣慰的。

“我的信里所叙述的事情也许会超过我这封信所标明发出的日子,因为我预料这封信一时不能发出。日本人的检查是很严密的!在南京陷落的前夕,我们的使馆人员、其它国家的使馆人员以及别的外国商人,登上了倒霉的巴内依号炮舰 ( Panay )和美孚石油公司 ( StandardOil )的船只。在离开南京的时候,他们都希望能在一周之内回来。可现在,他们(即那些未在日本人的炸弹和机枪下死亡或受伤的人。)还一直停在江面上或泊在某个码头旁。我想,恐怕还要等两个星期他们才能获准回南京。至于我们获准离开南京,则更是遥遥无期的事情。事实上,我们被囚禁在南京了。

“也许你们还记得,我在以前的信中说过,我们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经和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他们承认安全区在这个城市中的特殊地位,即不在这一地区驻扎军队或设置军事机构,不得轰炸与扫射这一地区,以便使一百万南京居民中还留在南京的二十万人,能够在最危急的时刻获得一处避难所。很明显,中国军队在上海进行的了不起的抵抗,在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现在已经被击溃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已经大受挫折。在日本军队占优势的大炮、坦克和飞机的可怕火力之下,中国军队是不可能进行长期抵抗的。日本军队在杭州湾登陆成功,进而攻击中国军队的侧翼和后方,更是致使后者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来看,南京的迅速陷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实际上将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了我们,同时还交给我们一支由四百五十人组成的警察部队、三万担(二千吨)大米、一万袋面粉和一些食盐,并答应拨给我们十万英镑现金。这以后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其中的八万英镑。而负责保卫首都的唐将军(即唐生智),也很快履行了他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在完成最为困难的任务即撤除安全区内的军队及防空火力时,唐将军与我们通力合作。直到12日那个星期天,即日军开始进城之前的最后一刻,南京还在相当的程度上保持着秩序。除了少数需要食物的士兵以外,这里没有人干过抢劫的勾当。全城的外国人的财产,也都得到了尊重与保护。10日以前,我们还有自来水;11日以前,我们还有电灯;就是电话服务,也一直维持到日军进城的那一天。由于日军的轰炸与扫射似乎避开了安全区,所以当时我们并没有严重的不安全感。和日军进城以后的地狱般的情形相比较,当时的南京真是有秩序与安全的天堂。当然,我们在运输方面也遇到了某些困难——大米储藏在城外,搬运工不愿意到那个子弹横飞的地方去。我们的一个搬运工被炮弹皮崩瞎了一只眼睛,还有两辆卡车被军队抢走了。不过,这一切与我们以后所遇到的困难相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12月10日,难民象潮水一样涌进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陆军大学和其它学校的绝大多数建筑物都已经挤满了难民,我们不得不将收容所扩展到最高法院、法学院和外国人的建筑物等地方。我们打开了被锁上的大门,并派我们的人员看管。紫金山前的两个气球隐约可见,这也许是日军用来指示炮火轰击目标的。日军的炮火不断地轰击南门,炮弹纷纷落在城内。第二天上午,安全区的南端也落了几颗炮弹。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和福昌饭店( FooChongHotel )附近,炸死了大约四十个人。住在福昌饭店的我们的稽查员斯珀林先生,一个德国人,也受了轻伤。美国海军巴内依号炮舰溯江而上了。在巴内依号离开南京之前,我曾经接到我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打来的电话。他向我传达了最后两封拍到南京来的海军的电报。当然,他是在城外打电话的。可当时,南京的最后一道城门已经关闭了,我们已经丧失了出城登舰的权利。这些情况是威尔伯( Wilbur )和博因顿( Boynton )告诉我们的。

“现在,我们一起有二十七个人留在南京——十八个美国人、五个德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奥地利人、两个俄国人。

江面的巴内依号炮舰上,还有两个使馆工作人员即艾奇逊和帕克斯顿。和他们在一起的,有五、六个其他人。美孚石油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的汽艇上,人就更多了。和以上舰船一起驶向长江上游的,还有其它船只。其中一艘装备成水上旅馆的大船上,有包抱德国大使乔治·罗森博士 ( Dr .Rosen )在内的二十个左右的外国人,还有四百个左右的中国人。所有这些人都希望能早日返回南京。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已经遇到厄运,我们尚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才可能重返南京。而届时他们将要见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南京啊!“12日那天是星期天,我一整天都在安全区的办公室里忙着工作。我们用前外交部长张群将军的公馆作为我们的总部,室内的设施很舒适,室外还有南京最为考究的防空洞。

“过去的两天中,飞机几乎不断地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炮火也非常猛烈,但现在已经无人理睬它们了。南京的城墙土崩瓦解,特别是城南破坏严重。没有人可以确知中国军队的死伤数目,但这个数目无疑十分巨大。日本方面也承认说,攻占南京他们自己损失了四万人。中国军队早在12日下午就已经开始了总撤退,他们纷纷从南门退入城内。许多士兵通过安全区,但他们秩序井然,并无任何不轨行为。唐生智将军曾经请我们帮忙,向日方洽谈停战事宜。斯珀林先生愿意摇着旗子充任使者,但这一行动已经太迟了。唐将军当天晚上逃离了南京城。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全城便陷入混乱之中。

人们惊慌失措地朝下关和江边涌去。几英里长的路面上,堆满了中国军队遗弃的各种装备——步枪、子弹、皮带、军服、汽车、卡车等等。许多卡车和汽车挤成一团,四轮朝天,燃着熊熊大火。更多的汽车堵在城门口,烧成了一片可怕的火海。死人的尸体堆得有几尺高。城门已经关闭了,惊恐得发了疯的士兵纷纷将绳子、绑腿、皮带及衣服撕成的布条结在一起,吊着身子翻越城墙、跳到城外。许多士兵就这样摔死了。而江边的景象也许更加悲惨。有一排帆船泊在岸边,可这根本负担不了疯狂地想渡到长江北岸去的人流。于是,超载的帆船倾覆了、沉没了,淹死了好几千人。还有几千人企图造木筏渡江,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当然,也有几千人成功地逃到了对岸。可是一、两天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又会遇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一支由三个连组成的小部队在当官的指挥下,越过长江上游离南京三英里远处的三汊河,去迎击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日本军队。可由于人数悬殊,这三个连的中国士兵事实上全被日军消灭了,成功地生还的似乎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恰恰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兄弟,他第二天上午便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与同行的另一位军官试图从小河汊游过他们曾经乘木筏渡过的长江,可那位军官淹死了。天亮之前,他设法攀越城墙,悄悄地进入了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