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举行了庐山会议，召集各界人士会谈，决定抗战。旋即在南京组织对日作战大本营，全国各界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踊跃参加。这样，神圣的抗日战争就展开了。

当时大本营作战组根据敌我基本情况，对敌我战略方针，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逐步蚕食政策，和它这种政策相适应，它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针。所以，当它挑起卢沟桥事变时，一方面引诱宋哲元等谋作地方事件解决，以便达到它不战而略取华北的目的；一方面调集重兵，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针，先解决华北，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进一步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它之所以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又有矛盾，若长期战争，它会引起第三者干涉。所以，它只能采取速决歼灭战略。而我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大，资源丰富，国家潜力大；并且我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哀兵必胜，得道多助等有利条件。故我利于采取用持久消耗战略。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应尽量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这些意见，成为当时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思想。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中国决心抗战，它的不战而屈和企图使事件局部化的阴谋不能实现时，就一面加紧进攻华北，一面到处挑衅，并于8月9日发生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借口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撤退上海保安总队，压服中国各地的抗日运动。我为扩大战场，造成全面抗战的形势，就乘机主动把驻在苏州的张治中部三个师迅速驰援上海，迎击敌人对上海保安总队的进攻，展开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迫使敌人逐步向上海增援，打乱了它整个作战计划，使它陷于被动，而且深深地陷入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泥淖之中。在战事迁延不决的情况下，日本侵略军改用战略包围由杭州湾登陆，对上海阵地进行远后方的迂回。

11月初，日军由杭州湾登陆后，蒋介石想把部队向原阵地后方稍撤，即把右翼(原中央兵团)撤到青浦、白鹤港之线，结果也站不稳脚。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连带一起，向吴(苏州)福(山)线既设阵地转进。这时，受敌机动性较强的海陆空军的追击，部队不能不尽量疏散，就使原来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加之既设阵地线上既没有设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工事位置图。部队转进到来后，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了工事位置，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以致在敌跟踪追击的情况下，没有占领阵地的余裕时间。因此，在吴福线上还没有站稳脚时，敌人已从吴福线的两侧(平望、福山、浒浦)进行威胁，只好继续向锡(无锡)澄(澄山，江阴县城)线既设阵地撤退，终于在锡澄线上也没有站住脚。

这样一来，南京防守问题，就出乎意料之外地提前提到日程上来了。

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南京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这个问题，11月中旬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等几个人参加，当时我认为上海会战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略精神，没有适时调整战线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不应该在敌海陆空军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且依靠九国公约，把战略作了政略的牺牲品，致自陷于被动。我军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应该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领我国的每个县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它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非垮台不可。

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我认为日军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宁杭公路)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大，后方联络线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军当前的战斗任务，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初期被敌强迫决战。

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及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针对以上的情况判断，我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以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

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我的意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说有道理。蒋介石虽说我的看法很对，但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当时他没作明确的决定。对上海作战中损失大的部队，他则说应一律调到后方整补。

蒋这次的决定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则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针还是符合的。因当时估计吴福线站不住脚，已指令在吴福线的部队尽力掩护占领锡澄线之后，即向浙皖边境的广德、安吉、孝丰等地转移。只有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是调到南京整补的。胡宗南的第一军则在镇江附近整补，在掩护南京防守部队占领阵地后，即向长江北岸转移。

过了两天，大约是11月的15、16日，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谈到守南京的问题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我仍主张只用12至18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并把当时敌我形势又谈了一遍。实际当时主力部队已下令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连陈诚、顾祝同都已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蒋在这次会上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改变以前的部署，只说：“孟潇(唐生智的号)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蒋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蒋在决定固守南京的方针时即决定迁都重庆。那时日本空军已对南京进行过三次空袭，中央机关各部门都已纷纷迁往武汉，只有很少数的人还在南京。蒋为避免敌机轰炸，住在中山门外树林荫蔽的四方城旁边的一幢极小的房屋里，全部只有两间小房。蒋吃饭、会客、办公，都在一幢小房里。汪精卫却住在中山陵园他自己的别墅里，当他得悉前线部队已撤离乍(浦)嘉(善)吴福线，日军已沿太湖南岸西进向南当浔压迫等情况后，就乘船去汉口了。